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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应对措施

黄琳 王瑜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我国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投资法的变化发展必然对我国外国投资法带来重要的影响。我们应研究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规律,从而完善我国的投资立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投资法　自由化　国家主权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它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国际投资立法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分析我国外资立法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曰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1、 国际立法的协调。
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4的700多个到2001已增加到1700多个。众多的双边条约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包括《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等。虽然各国的样板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与投资者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外国投资法的移植、融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
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 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全球化或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问题
全球化的加强，除了促使国际投资法趋于统一外，还有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
1、市场准入度的提高
市场准入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一国为了保证本国安全，都会对外商投资的范围、行业进行分类管制，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将所有行业划分为禁止投资、限制投资、允许投资和鼓励投资四类。近年来外资自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禁止、限制投资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允许、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则不断扩大，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其次，东道国的外资审批制度也在不断简化。提高市场准入度的另一表现，就是减少、取消对外国投资的履行要求。
2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投资立法的实践中，提出新的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公平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在近期双边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立法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投资待遇标准：“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第二，扩大已有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领域。例如在早期的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国民待遇只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而1994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扩展了国民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不仅将国民待遇扩展适用于市场准入阶段，还扩展到投资的方式、产品的销售和对投资的处置等方面。与国民待遇标准适用范围扩大相适应，最惠国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也被扩大。
国际投资自由度的提高，还表现在透明度原则的引入。在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和GATS中，都明确规定了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其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的法律、法令,以及适用的程序、行政裁决和司法决定，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这些规定虽没有直接赋予投资者任何实体权利，但由于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该原则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被忽视。
三、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主权弱化的态度不一，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甚至推而广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经济主权被弱化却是一项不争的事实。
首先，东道国调控外资的立法权遭限制。依照传统，外国资本自进入东道国时起，应完全受东道国内国法的支配,东道国政府有权依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法律，对外国资本进行管制。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权力明显受到双边及多边投资协议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依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市场准入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东道国享有专属立法权，能独立决定市场准入的范围与程序，80年代之前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均不涉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世贸组织的GATS, 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其规范、调整的范围, 并要求其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 确定各自的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部门, 并将其写入承诺表, 使其成为ＧＡＴＳ的一部分, 产生法律强制力。因此, 东道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市场准入进行调控的能力受到的削弱。
其次, 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也受到限制。第一, 确立高标准的外资待遇标准, 扩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 规定“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这些新的待遇标准; 第二, 要保证外国资本的自由转移。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还进一步规定, 东道国应保证相关信息及数据的自由转移。第三, 投资争议解决的强化。传统的投资争议解决均要求首先寻求、利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 而当代投资争议解决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救济，投资者可绕开东道国而直接发动国际救济程序。
四、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建立并正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则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国际投资法的上述变化，最终必然在我国外资立法中得到反映。为此，我国应：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这必然导致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况且经济全球化也带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减少、消除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能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
2、正确对待经济主权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主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学者鼓吹的“‘主权’是一个有害的字眼”，这种极端的观点固然应当摒弃，但主权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主权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主权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主权国家自愿作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主权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措施。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将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大型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行业列入第二类自由化产业，而完全没有竞争力、需要暂时给予保护的行业归入第三类自由化产业,将不对外资开放的部门列入第四类非自由化产业，然后每2至3年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调整。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部门、环节过多，且部分审批权下放，容易引起宽严度不一的问题。具体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对属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实行申报登记制，对属第二、三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则仍实行审查制，但实行自动许可，如审批机构未在法定的审批期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该申请视为已获得许可。同时，收回下放的审批权由中央统一行使。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作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参考资料：
从双边投资的条约的实践看,《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至少有德国型与美国型的分别,两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
参见《多边投资协定》（草案）第四章.
李龙:《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演进》《中国法学》2002第一期.


作者简介：黄琳（1981－）,女，汉族，重庆奉节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
王瑜（1981－），女，汉族，贵州毕节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人口发〔2009〕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计生委，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解放军、武警部队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口计生委：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精神，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促进实现人民群众享有均等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提高优质服务水平，现就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管理、宣传倡导、科技服务、信息综合、群众工作为一体的服务管理网络。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是这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群众生殖健康、实施人口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应对非典型肺炎、冰冻雨雪灾害和抗震救灾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做出了应有贡献，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平台。

　　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人口计生部门的工作职责作出了新的调整并得到拓展，中央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相关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加快，人民群众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的需求日益提高并趋向多元。这些给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部分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存在服务功能不够完善、服务特色不够鲜明、服务质量不够高等问题，制约了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通过管理机制的改革，推动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紧迫。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加快改革步伐，将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作为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机制，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按照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稳定健全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创新管理机制、提高队伍素质、加强质量监管、完善保障措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享有均等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二）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公益性质，强化政府在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投入；坚持突出特色，以家庭为中心，以育龄群众为重点，积极开展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在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鼓励各地创造符合本地实际的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坚持把握重点，创新和完善管理机制，顺应人民群众需求，依法开展服务，全面开展队伍职业化建设。

　　（三）总体目标：利用5到10年的时间，把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建设成为当地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的优质资源，成为群众接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的首选单位。

　　到2010年，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功能进一步健全完善，管理运行机制高效规范，队伍职业化建设体系初步形成。县乡服务站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不低于80%。每个县站至少有1名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3名以上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每个乡站有1名以上具有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有1名专兼职宣传教育人员，2/3的乡站至少有1名临床执业医师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到2015年，县乡服务机构发展能力逐步增强。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服务优良、精干高效、廉洁奉献的职业化队伍，普遍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的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到2015年，县乡服务人员（除工勤人员外）应全部取得相应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

　　东部地区要率先实现上述目标。

　　三、稳定工作机构，坚持公益性质

　　（四）加强和完善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机构。在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确保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和队伍稳定。以实施国债建设项目为契机，加强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能力建设，着力打造以县级服务中心为龙头、乡级服务站为骨干、村级服务室为基础、流动服务车为纽带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健全行政部门、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群众团体目标一致、上下联动、信息共享、高效运转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网络。

　　（五）突出公益服务特色。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要把满足群众需求、增进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公益性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坚持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的理念，贯彻“面向基层、深入乡村、服务上门、方便群众”的工作方针，坚持主动服务、跟踪服务、全程服务。要强化政府责任和财政投入，提供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的，不得收取服务费用；开展其他服务项目的，要依法取得相关资质许可。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服务体系建设、服务机制、服务内容、服务信息的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步伐。

　　四、拓展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

　　（六）增强公共服务功能。拓展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服务领域和内容，以育龄人群为重点，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首要任务，切实承担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发放、人员培训、信息咨询、优生指导、随访服务、生殖保健等八项职能。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以家庭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婴幼儿早期启蒙教育、老年预防保健等综合服务，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求。

　　（七）进一步提高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加强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装备水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开展全员人口信息管理，建立育龄人群生殖健康档案，完善电子医疗文书，提高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强对县乡服务机构设置、人员执业、应用技术、诊疗设备、药具产品、服务过程、文书档案等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机构设置标准、人员职业标准、资格认证上岗制度、服务标准规程、质量控制制度，建立规范的服务转诊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规范服务程序和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五、改革层级管理，明确职能分工

　　（八）规范县乡村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名称。县级人口计生服务机构的名称统一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乡级人口计生服务机构的名称统一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村级设立“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室”。

　　（九）充分发挥县级服务机构的带动作用。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是本辖区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中心，承担本辖区内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职能，包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家庭保健服务，宣传教育培训，人口计生政策咨询，避孕药具发放，协助开展实有人口信息采集的指导、整合和统计事务，根据委托承担有关人口计生行政事务办理，对乡级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指导等工作。

　　（十）不断强化乡级服务机构的主体作用。乡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是基层服务体系的主体，同时承担着协助开展相关行政事务办理，实有人口个案信息和育龄人群计划生育信息的采集、更新和统计，流动人口信息通报与信息交换以及其他人口计生业务统计工作，对村级服务人员提供业务培训指导等职能。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合理规划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站建设，加强装备，配强人员，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在承担本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任务的同时，还应承担对邻近1至2个乡（镇）服务站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方便群众，提高服务水平。

　　（十一）进一步巩固村级服务室的网底作用。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室是人口计生服务体系的网底，直接面对群众，组织提供宣传教育、政策咨询、药具发放、随访服务、实有人口个案信息和育龄人群计划生育信息采集、更新和统计等工作。

　　（十二）改革完善层级管理。在落实属地党委、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责任的基础上，明确县、乡、村三级职能，建立分级负责、协作配合、权责统一、运转有效的管理机制。积极探索村级服务人员实行“县聘乡管村用，业务由乡级具体指导”等做法。各地要大胆探索加强县乡两级服务机构协调配合、共同发展的管理模式：一是县乡共同管理乡级服务机构，县主管，乡协管；二是服务能力较强的县站可以办分站；三是乡镇中心站带动普通乡站共同发展。通过技术资源的纵向整合，实现城乡联动、连锁共赢，一体化发展。

　　六、加强能力建设，提供人财保障

　　（十三）加快职业化建设步伐。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畅通职称晋升与资格认定和执业注册的渠道，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评制度，探索建立人口计生系统技术人员相关专业职称序列和考核评审、职称晋升的有效机制，全面推进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特征、以家庭为中心、以育龄群众为主要对象的高素质职业化的人口计生网络队伍建设。力争用2－3年时间，建立并完善生殖健康咨询、家庭计划指导、计划生育医学、人口社工、人口信息等计划生育相关专业职称（职业、执业）序列。完善人员准入、考核奖惩、人事分配、在职培养和人员保障等相关制度，县乡服务机构新聘用人员原则上应具有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采取聘用、交流、合作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吸收和利用必要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专门研究机构的作用，为人口计生系统学历教育、在职培训、职业化建设提供支持。

　　（十四）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增加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投入，到2010年各级财政投入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达到人均30元。加大对困难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将县乡服务机构人员经费和免费基本服务项目经费等公共服务经费、发展建设经费纳入各级政府预算，全额安排。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岗位津贴制度，用制度激励人，以待遇留住人。

　　（十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在加强县乡及城市社区服务机构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高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水平。按照便民、利民的原则，将涉及群众的人口计生事务的受理，纳入社区“一站式”服务机构的服务范畴，实现社区“一站式”服务。

　　七、加强对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领导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将这一事关人口计生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真正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明确责任分工，抓好任务分解，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务必取得实效。要加强和编办、卫生、财政、民政、教育、妇儿等部门的协调，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十七）切实抓好试点。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统筹兼顾、分类指导，选择不同类型地区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试点地区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扎实推进改革相关工作。

　　（十八）加强工作指导。要密切关注改革进程，开展经常性的专题调研，及时研究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全面建立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新机制奠定坚实基础。

国家人口计生委
二 ○ ○ 九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