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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之我见

王丹 王长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赔偿诉讼的结合，是我国司法审判体制中一种独特的诉讼制度，旨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同时一并审理和解决由于刑事犯罪造成的被害人人身及财产的损害赔偿问题。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在本质上属于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具有民事案件的客观特点，只是因为其起因是刑事犯罪问题，所以，民事制度中的平等、自愿、意思自治及调解、和解原则均适用于附带民事案件的解决中。而且随着我国司法政策向和谐化及恢复性司法方向发展，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工作就更加被突出出来。依照法律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阶段当事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对于各方诉讼主体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被害人来讲，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弥补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对于被告人来讲，可以通过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体现自己的明显悔罪表现，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条件。对于法院来讲，妥善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仅能有效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化解原、被告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而且也有助于对被告人判处适当刑罚，充分发挥刑罚所具有的惩罚和教育并重的功能。发挥调解职能作用，努力维护和谐稳定大局.法院立足调解职能，积极配合市委中心工作，坚持积极稳妥、以调为主、调判结合的原则，依法调解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案件、共同诉讼案件和因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引发的案件，特别是在审理小康河改造、文体中心工程建设、城区改造工程拆迁案件中，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拆迁户联系沟通，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一、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标准以及民事赔偿情况与量刑的关系

　　附带民事诉讼从其程序价值上来讲，主要是被害人通过诉讼挽回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物质损失。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也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益遭受的损害。一般意义上的“物”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鉴定或与市场上同类商品的平均价格相比较予以确定，赔偿范围比较直观，实践中容易把握。而人身伤害和被害人死亡的案件的赔偿范围则比较复杂，不易把握。在司法实践中，赔偿范围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利津县人民法院大多数案件通过调解结案，并在法院对刑事部分作出判决前得到履行，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通常具有较好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加上法定的、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法庭本着惩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对被告人适当予以从轻处罚。

二、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的要点

1、从宏观上把握案情在细节上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办案人员首先通过了解刑事案件案情，弄清案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以及案件发生后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在了解案件基本事实的同时，详细了解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和被害方的生活状况；当事人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是否进行过和解；在以往的和解过程中双方已取得哪些共识、存在哪些分歧；如果双方有和解的基础，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双方有分歧的问题上，做到有的放矢，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把握当事人双方参与调解的愿望和目的。案情不同当事人参与调解的出发点就不同，但各方当事人参与调解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从司法实践来看，对被告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在经济上给被害人赔偿来获取被害人的谅解、创造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对被害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所以，法院要根据各自的动机，有针对性地做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另外，还要根据案件的特殊性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考虑具体问题，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法院作为调解工作的主持者，要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认识调解的作用，并充分调动双方参与调解的积极性。

2、充分发挥案外人的积极作用借助外力促成调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一般情况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大部分被羁押在案，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亲自参与庭前调解，多数被告人经济赔偿能力有限，此类案件的调解，更有必要借助关心被告人且有一定赔偿能力的其他人员的力量促成调解。

3、谨言慎行把握好调解工作中的“度”

　　在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时，要恰如其分，不能为促成调解而言过其实，更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否则就会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消极影响。例如，绝大多数被告方会在调解中提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就要求给予被告人判处缓刑。被害方也往往会许诺，只要能获得赔偿，就撤回对被告人的控诉，或者要求法院判处缓刑。面对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要求，办案人员应该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依法予以驳斥。要谨言慎行，保守审判秘密，在宣判之前，对刑事部分的裁判结果不能向任何人批露。

4、善始善终把握好调解工作的 “终点”

　　这里的 “终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不能久调不决。对不具备调解可能的案件，要及时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绝对不能出现因调解而导致被告人超期羁押的现象。其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结案，不仅要求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且要求当事人及时履行协议内容。一般不提倡附条件履行和分期分批履行。司法实践表明，调解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一旦刑事部分宣判生效后，对调解协议中尚未履行的部分，被告方经常会出现拒绝履行的侥幸心理，或者以对刑事判决不满为借口，故意拖延履行，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最终未得到赔偿而产生情绪，最终出现案结事未了的局面。
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对刑事法官的要求非常高，不仅应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还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要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和表现，在庭前法官通过和当事人初步接触，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把握当事人的心理动态，通过释法答疑征得当事人对法官的认同，对于双方争议不大、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极力要求调解，被告人履行能力强的案件及时作出调解。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争议、在庭前不能形成一致认识的案件则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明确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庭中法官趁热打铁，一气呵成，继续对案件进行调解。庭中调解不成，可以庭后进行调解。在调解工作中，法官要有责任心、公心、耐心、细心。综合考虑本地风土人情、人文特征和社会环境，以高度的责任心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用公心赢得当事人的认同。面对基层群众法律素质不高的现状，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解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细心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被害人能够接受的赔偿底限、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注重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调解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是教育引导。采取外出参观学习、以会代训、聘请专家教授讲课、调解现场观摩、案例评析等形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活动。强化了调解办案意识，提高了民事法官的业务水平。二是制度管理。坚持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案，制定出台了《司法能力建设考核办法》，将调解能力作为考核法官的8项能力之一，将调解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实行数字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记入个人业绩档案，作为评先树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增强了民事法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是治理整改。通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平安创建、作风建设年等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了对队伍的思想作风纪律整顿，解决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事调解队伍干事创业能力和调解水平明显提高。通过爱心感化、换位思考、调中答疑、协助调解、调判比较五个步骤促成调解。首先法官将仁爱之心融入调解工作中，通过言行举止感化当事人，为促成调解奠定感情基础。其次让被告人和被害人换位思考，使当事人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从而为调解奠定心理基础。调解过程中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让当事人了解法律，为顺利调解奠定法律基础。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借助案外人的积极作用，为促成调解奠定群众基础。最后法官通过诠释法律，对比调解和判决对于双方的利害，让双方当事人权衡利弊得失，为促成调解奠定思想基础。
加强网络建设，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是积极维护基层基础和谐、实现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中出现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在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案件，但是由于此类案件的发生原因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人身及财产损害，这样一来就使得刑事案件的处理与民事赔偿的问题的解决客观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和判决工作产生了不同于纯民事侵权案件的上述特征。

　　通过对实践中办理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来看，审判人员都是带着对被害人的深切同情及解决纠纷，修复社会关系裂痕的司法理念，细致耐心地做着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即使最终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也本着公平公正的司法精神及时地作出判决，从而使当事人息讼。通过两年来参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及审理工作，也发现存在其中的一些问题。

1、关于户口性质问题。根据目前的法律，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等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为依据进行计算，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性质如何界定？司法实践中，这种居民性质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而据此确定的赔偿数额存在具大差距，导致“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存在，引发了农村老百姓的具大不满，甚至导致群体性上访等事件的发生。如果统一实行以城镇居民为依据计算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情形的话则存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履行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建议实行统一的、客观的赔偿标准。

2、关于司法鉴定问题。在有些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中，当事人一方做出伤情或伤残等级鉴定后，另一方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违公正，允许的话对审限期又是一个挑战，只能与公诉机关协调，办理延期审理手续，将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使工作陷于被动。建议对于一般伤情或者伤残鉴定的鉴定期间不计入审限。

3、个别法官存在重判轻调现象，有的案件通过调解就能结案，也以判决方式结案；有的案件调解期限比较长，致使一些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障；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个别法官“司法为民”宗旨观念有时不够强，有的案件调解质量和效率还不够高。

4、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在调解数额上分歧过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对法定的赔偿数额、情节及幅度不甚了解，导致现实中原告的调解数额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数额及法定补偿范围，而对于高出的部分又没有相应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所以被告人一方很难认可，造成双方分歧较大，难于达成调解协议。

5、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不正确的态度影响调解的成功率。由于法律赋予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较高的诉讼地位，就使得其与被告人的地位不像在纯民事诉讼中的绝对平等，更由于附带民事赔偿的情况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量刑，所以原告对赔偿问题的态度、对调解工作甚至被告人的量刑影响过大。

6、被告人无实际赔偿能力，被害人无法得到最终的赔偿。这个问题是当前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工作的最现实的难题之一，也可以说是调解工作能否成功的最关键问题。

7、多被告人共同侵权具体责任难于厘定。共同犯罪致人损害，如果在致害人和被害人都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分清责任，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和数额，各被告人都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十分明确，也更易于接受调解工作。然而，在多数的案件中多被告人的致害责任不能分清楚，而且这种情形在具有多被告人和多被害人的案件中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目前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提高法官对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法官的公信力，调解制度是借助中立法官的公信力，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现代调解理念，依法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

2、强化法律法规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法官的法制观念、大局观念和公仆意识，培养法官独立、中立、诚信品格，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尽管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在某些相关的法律中涉及了集体合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新中国的集体合同制度，应当说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此后，劳动部有颁发的《集体合同规定》和《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使我国的集体合同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集体合同法律制度的形成在我国虽然有近10的历史，但是，关于集体合同制度的理论研究却滞后于实践，错误的理论观点往往把实践引入歧途。据有关资料反映，目前我国签订集体合同的单位达50多万家，但是，集体合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流于形式也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便是集体合同主体的问题这样的基本理论，在学术界甚至是在一些教科书中，其阐述都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一、集体合同主体的几个主要的观点
这里既有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领导著述的观点，也有官方组织推荐的教材所阐述的观点，还有一些劳动法学家著述的观点。这里只收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至于那些雷同或转述这些观点的著述则不逐一例举。
第一，集体合同的主体是企业行政与工会。
1989年7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龚建礼等编著的《劳动法学教程》，系劳动人事专业教材。该教材是这样定义集体合同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合同是企业行政和工会双方为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和改善工人、职员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签订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当事人是个人和职员的代表??工会，另一方是企业行政”。
1990年6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史探径著《劳动法》解释道：“集体合同即集体契约。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通用名称团体协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团体协约大体有如下特征：1.当事人。从雇主一方说，是雇主或者雇主团体，从受雇人一方说则为团体，一般情况下工会即为代表受雇人的团体。”“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合同一般是指企业行政与工会之间订立的关于调整该企业劳动关系的一种协议；有时也可以由一个地区的工会组织与企业组织订立行业性的集体合同。”
第二，集体合同的主体是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工会
1994年12月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强磊博士、李娥珍（香港）著《当前中国的劳动合同，集体谈判与集体合同》，该书是这样定义集体合同的：“所谓集体合同，就是用人单位或者有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团体与法人资格的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以规定劳动关系为目的所订立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当事人在用人单位方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但在劳动者方面则永远是团体。”
1995年3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刘继臣（现任全国总工会法律部长）写的《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一书，对集体合同做的是这样的定义：集体合同“是工会与企事业单位及企业部门、雇主及雇主团体之间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经协商谈判缔结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职工自愿结合而成的工会组织，另一方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或雇主及雇主团体。”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组织编写，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工会干部培训教程》，系“十五”期间全国工会干部培训教材。该教程对集体合同做出这样的定义：“集体合同是指企业工会和职工代表与企业经营者以及双方的代表组织就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工福利与保险等事项经平等协商签订的书面协议。”
第三，工会或职工推举的代表和企业是集体合同的主体。
中国劳动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的，李伯勇（时任劳动部长）、张左己（现任劳动部长）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讲座》是这样界定集体合同的：“集体合同又可称团体协约、劳动协约等。集体合同是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及产业部门、雇主及雇主团体之间就职工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福利等事项，进行商谈所缔结的书面协议。”“当事人一方必须是代表职工的工会组织或职工推举的代表，另一方是与该工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企业。”
关怀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第1版）《劳动法学》，系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该教材是这样定义集体合同的：“集体合同又称团体协议或集体协议，是企业、事业单位和工会组织（或职工代表）之间就各项具体劳动标准及职工的权利与义务经协商一致而缔结的协议。”关于集体合同的主体分析，该教材是这样阐述的：“集体合同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协议。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企业，另一方是企业的全体劳动者，而全体劳动者人员众多，不可能一齐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只能由工会作为代表出面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没有工会的，由职工推举代表与企业一方签订。不能单个职工或职工中其他团体作为集体合同职工一方的当事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3版），李景森主编、贾俊玲副主编的《劳动法学》，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该教材对集体合同作如此定义：“集体合同亦称团体协约、劳动协约、集体协议，是集体协商双方代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在平等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书面协议。”在分析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区别的时候如此解释：“集体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工会或职工推举的代表，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审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系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导用书。该书是这样定义集体合同的：“它是工会代表职工或职工代表与企业或事业组织之间，为改善集体劳动关系而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的集体协议。”“集体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工会组织或职工代表，另一方是企业或事业组织。”
二、观点评析
综合分析这样一些观点，其形成大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误解了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关于集体合同的定义；第二，并未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集体合同规定》条款的真实精神；第三，对用人单位和工会组织的误解；第四，把集体协商代表与集体合同主体混为一谈。
（一）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与建议书对集体合同主体的界定
1949年6月8日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第32届会议，确定了《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该公约第4条规定：“必要时应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鼓励和推动在雇主或雇主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最广泛地发展与使用集体协议的自愿程序，以便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就业条款和条件。”
1951年6月6日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的第34届会议，通过了《集体协议建议书》即《1951年集体协议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集体合同即集体协议是这样界定的：“就本建议书而言，集体协议系指有关劳动与就业条件的书面协定，其缔结双方：一方为一名雇主，一个雇主团体或一个或几个雇主组织；另一方为一个或几个劳动者代表组织，或在没有此类组织的情况下，由有关劳动者根据本国法律或条例正式选举或委任的代表。”
1981年6月3日国际劳工组织召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67届会议，确定了《促进集体谈判公约》。该公约第2条规定：“就本公约而言，集体谈判一词适用于一雇主、一些雇主或一个或数个雇主组织为一方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为另一方之间，为以下的目的所进行的所有谈判：(a) 确定劳动和就业条件，和（或） (b) 解决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和（或） (c) 解决雇主或其组织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该公约第三部分《促进集体谈判》第5条还规定：“1.应当根据国家情况，采取措施促进集体谈判。2.上文第1款所涉措施之目的应是：(a) 使本公约所涉各行业的雇主同各类工人的集体谈判得以进行；(b) 使集体谈判逐渐扩展到本公约第2条(a)、(b)和(c)项所涉的所有方面；(c) 促进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所达成的程序规则的发展；(d) 使集体谈判不因缺乏决定其进程的规则或这些规则不足或不适当而受到妨碍；(e) 使解决劳资纠纷的机构和程序的确立有助于促进集体谈判。”本届会议确定的《促进集体谈判建议书》第二部分促进集体谈判的手段中的第3项规定：“凡有必要并在适宜时，应当采取适合国情的措施以便：(a) 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被确认为有资格进行集体谈判；(b) 在主管当局按确认程序确定哪些组织有权进行谈判的国
家里，在做出决定时应以客观的并对这些组织的代表性事先予以确定的标准为依据，而这些标准须经与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磋商后确定。”
综上可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集体谈判或者说是集体协商的代表人，界定为雇主或者雇主组织和代表工人的工会组织或工人代表。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所言并非集体合同的主体。就集体谈判的目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集体谈判的目的是：“确立劳动和就业条件”，解决的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雇主或其组织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促进集体谈判的目的是：“使本公约所涉各行业的雇主同各类工人的集体谈判得以进行”和“促进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所达成的程序规则的发展”。根据1981年《促进集体谈判建议书》的精神，进行集体谈判的“雇主和工人的代表”还须“被确认为有资格进行集体谈判”。由此可见，进行集体谈判的代表一般是有合法资格的雇主或其组织和工人的代表或代表工人的工会。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仅仅是指进行集体谈判的代表而并非指集体合同的主体。而就集体合同的目的我们都清楚地知道，集体合同主要是针对工人群体和雇主而言的。可见，集体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工人群体”和“雇主”，至于说工人组织或者工人代表和雇主或者雇主组织，则都是集体谈判的代表而不是集体合同的主体。从工会组织须经确认其合法的代表资格之要求，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集体合同的主体是工?
巳禾搴凸椭鳌?
（二）中国劳动法对集体合同主体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第35条规定：“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
根据劳动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很显然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是赋予“企业职工一方”和“企业”的。企业职工一方和企业是集体合同的真实主体，他们才享有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当然也必须履行集体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根据此条二款的规定，我们清楚地看出：工会或职工推举的代表仅仅是集体谈判的“代表”而已，他们行使的显然是“企业职工一方”的代表权，而根本的决定权却是在“企业职工一方”。“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这足以说明职工推举的谈判代表或工会组织，本身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而终极的权利仍然是“企业职工一方”。根据劳动法第35条的规定，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我们也完全可以得出结论：集体合同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的全体职工”，因为集体合同所约束的正是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工会或职工代表”的行为。
劳动部颁发的《集体合同规定》第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第5条规定：“集体合同是集体协商双方代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在平等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书面协议。” 第7条规定：“集体协商是指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与相应的企业代表，为签订集体合同进行商谈的行为。”第8条规定：“集体协商代表每方为三至十名，双方人数对等，并各确定一名首席代表。工会一方首席代表不是工会主席的，应由工会主席书面委托。双方应另行指定一名记录员。”第9条：“企业代表，由其法定代表人担任或指派。职工一方由工会代表；未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民主推举代表，并须得到半数以上职工的同意。”根据这个文件，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确：集体合同的主体是“全体职工”和“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不过是“全体职工”的“代表”，并非集体合同的主体，企业一方也是一样的，依法指派代表进行谈判；也就是说，谈判的人并非集体合同的真实主体。他们分别是“职工一方”和“企业”的代表。
把集体合同的主体误以为是“工会组织或者职工代表”和“雇主个人或雇主组织”的原因，就在于只注重了集体谈判的双方代表这样的“形式和过程”，忽视了集体合同权利和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是权利的真实享有者和真实承担者，而不是形式上的“代表者”。
（三）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至于说把集体合同的主体界定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和“企业行政”的观点，则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其原因可能是没有搞清楚这些基本的概念。
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本没有对集体合同主体和集体谈判的代表做出具有“法人资格”要求。“企业职工一方”是一个群体概念，显然不可能具有任何性质的“法人资格”。企业职工一方推举的谈判代表当然也不可能具有“法人资格”。诚然，“企业”一般说来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经济组织，但是，有些经济组织即“企业”则依法不具有“法人资格”而是自然人，如我们民法规定某些私营企业、个人合伙和个体工商户等。但是，尽管不具备“法人资格”，却并不影响其作为用人单位而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既然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即可以签订集体合同。企业一方的集体协商谈判代表，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自担任或由其依法指派的，当然不是也不需要具备“法人资格”。
再从工会组织来说，工会组织代表企业职工一方进行集体谈判，一般说来工会是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组织，但是，对于某些基层工会尤其是那些规模极小的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的职工工会而言，由于其不能达到民法规定的要件即可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这样的工会组织依法仍然可以作为“职工一方”的代表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2001年10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10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动。”由不足25人的几个单位联合建立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其中某个单位的工会分会或者工会小组则肯定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它仍然可以依照劳动法和工会法的规定代表职工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
由此可见，无论是集体合同的主体还是集体谈判的代表都无须具备任何性质的“法人资格”。
至于说集体合同主体或者说集体谈判代表的另一方企业或“用人单位”，是“企业行政”或雇主个人，这个观点更是无稽之谈。出现这样的观点，其原因可能是没有把企业的概念搞清楚。企业是一种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它独立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劳动关系中“企业”就是所谓的“雇主”——职工受雇于“企业”而不是受雇于“企业的管理者”。至于说“企业行政”则是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管理者”和“企业”显然是不能混淆的基本概念。根据《集体合同规定》第9条，集体协商的“企业代表，由其法定代表人担任或指派。”可见这里根本没有“企业行政”这样的概念和涵义。需要注意的是，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自担任集体协商谈判代表，此时其所作所为是职务行为而并非个人行为。
三、结论
集体合同主体的研究之理论与现实的意义则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界定以及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合同的主体应当是“企业职工一方”和“企业”；工会组织或职工一方推举的代表和企业代表，分别只是集体谈判的“谈判代表”，他们具有和行使的只是“代表权”。谈判代表就雇主一方而言，可以是雇主的法定代表人或其直接指派的代表，也可以是雇主组织；就职工一方而言，可能是本单位的工会组织或职工推举的代表，也可以是与雇主组织相对应的工会组织如产业工会、联合工会或工会联合会等。近年来，由于产业机构的调整和企业制度的改革，企业的类型和性质也变得复杂化。根据劳动法律、法规的精神和集体合同制度实践发展的现实，我们可以把集体合同主体“企业一方”概括为“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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