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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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的决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５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对《重庆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五条修改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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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帝制变迁的一点思考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衢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
衢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7号
《衢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5月15日市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长：孙建国
二○○七年六月十日
衢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提高社会卫生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持优美、清洁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环境，全面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国家卫生城市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等爱国卫生工作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爱国卫生工作，是指由政府组织领导、动员全民参与，以增强公共卫生意识、消除危害健康因素、预防疾病、改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群众性、社会性卫生活动。
爱国卫生工作坚持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工作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卫生基础设施投入，及时发布公共卫生信息，提高社会总体卫生水平，努力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把爱国卫生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
第五条参加爱国卫生活动是单位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违反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危害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的行为进行劝导和举报。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受理举报，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或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对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爱国卫生工作进行资助、捐赠。
捐赠的资金和物品应当专门用于爱国卫生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章机构与职责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设立爱卫会，负责组织、协调、实施本区域的爱国卫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爱国卫生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组织制订爱国卫生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及规章制度；
（三）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参加爱国卫生活动，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四）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宣传及全民健康教育活动；
（五）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监督检查、评比活动；
（六）组织开展卫生城市、卫生镇、卫生村和卫生单位的创建工作；
（七）组织开展以改水、改厕为重点的农村爱国卫生工作；
（八）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灭鼠、蚊、蝇、蟑螂）活动；
（九）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交流、合作等有关科学研究；
（十）完成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爱国卫生工作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爱卫会下设办公室，并配备专门工作人员，负责爱国卫生日常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爱卫会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组成，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爱国卫生工作发展的要求及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及其他组织，应当设立爱国卫生组织并配备专（兼）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在当地爱卫会的指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 建立健全爱国卫生制度；
（二） 争创卫生先进单位、无烟单位；
（三） 按规定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四） 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五） 组织本单位职工或辖区居（村）民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六） 完成当地爱卫会交办的其他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二条 每年四月为爱国卫生活动月。爱国卫生活动月期间，应当结合本地突出的社会卫生问题开展活动。
第十三条 各级爱国卫生组织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请爱国卫生义务监督员，对本区域范围内的爱国卫生工作进行社会监督。
第三章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和部门分工负责制。
爱卫会应督促辖区内的单位落实爱国卫生工作措施，定期检查、考核爱国卫生目标管理的实施情况。单位应定期将爱国卫生目标管理落实情况向辖区爱卫会报告。
第十五条 综合行政执法、建设等部门应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监督、指导有关单位按规定做好门前卫生责任区的清扫保洁、绿化和硬化工作，推广垃圾袋装化，做好垃圾、粪便的卫生管理和无害化处理工作。
第十六条 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和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
第十七条 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加强对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应当按照爱卫会和有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本辖区范围内的环境卫生、垃圾清运、厕所卫生、食品及饮用水卫生工作。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爱卫会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做好施工场地的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病媒生物防制等工作，争创文明施工单位。
第二十条 单位爱国卫生工作要求：
（一）环境卫生：及时清除垃圾污物，填平坑洼积水场地，无果壳纸屑、烟蒂、痰迹，窨井流水畅通；有机垃圾有密闭容器并做到定点倾倒；露天物品堆放整齐，无卫生死角。
（二）室内卫生：室内、走廊、过道、楼梯、墙面、地面清洁，窗明几净，无积尘、蛛网、无废弃杂物，办公用品放置有序。厕所水冲式，无垢、无臭、无蝇蛆、无粪便满溢，卫生工具配备齐全。
（三）食品卫生：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要求。从业人员体检、培训合格上岗；食具严格消毒，防鼠、防蝇、防腐、防尘设施齐全；各类定型包装食品有生产日期、保存日期或保质期，禁止出售腐败变质食品。
（四）公共场所卫生：空气质量、采光、噪音、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公共物品严格消毒。
（五）积极开展“门前三包”和“门内达标”活动，不乱堆乱放杂物、废弃物，及时清除乱贴乱画。
第二十一条 居（村）民及房屋承租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和维护公共楼梯、走廊、庭院及其他规定范围内的室外环境卫生；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房屋所有权人应当督促房屋承租人做好有关卫生工作，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应当改善农村饮用水卫生条件，组织开展农村居民户厕、公厕的改造工作。
农村饮用水的供水水质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及卫生标准。
农村及居民的户厕、公厕建设应当符合无害化标准。
第二十三条 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通告》的要求，做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
禁止利用新闻媒体发布烟草广告，城区户外不得设置烟草广告。
第二十四条 公民应积极参与爱国卫生活动，不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乱倒、不乱贴乱画、不乱堆乱放、不乱拉乱挂、不乱搭乱建；不从事其他有碍社会卫生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行政村）应当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居（村）民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动。依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采取单位和个人出资、政府补助的办法筹集经费。
单位、个人应积极参与病媒生物防制活动，采取预防与控制措施，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以内。
单位和个人自行杀灭病媒生物有困难的，可以委托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进行杀灭。
病媒生物防制的药品、器械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并严格管理，防止中毒事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灭鼠药品和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杀虫药品、器械。
第二十六条 爱卫会应当组织开展以普及卫生科学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和其他组织应当结合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全社会卫生意识和全民自我保健能力。
新闻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科普知识以及卫生法律法规的宣传，发布卫生宣传与健康知识的公益性广告。
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健康教育，参加健康教育活动。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由爱卫会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提请有关部门按管理权限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单位未达到卫生要求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按要求做好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拒不开展或者拒绝参与病媒生物防制活动或者工作不到位、致使病媒生物密度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
（四）其他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或者不落实爱国卫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爱卫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
衢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
衢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
衢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7号
《衢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5月15日市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长：孙建国
二○○七年六月十日
衢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提高社会卫生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持优美、清洁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环境，全面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国家卫生城市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等爱国卫生工作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爱国卫生工作，是指由政府组织领导、动员全民参与，以增强公共卫生意识、消除危害健康因素、预防疾病、改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群众性、社会性卫生活动。
爱国卫生工作坚持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工作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卫生基础设施投入，及时发布公共卫生信息，提高社会总体卫生水平，努力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把爱国卫生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
第五条参加爱国卫生活动是单位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违反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危害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的行为进行劝导和举报。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受理举报，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或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对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爱国卫生工作进行资助、捐赠。
捐赠的资金和物品应当专门用于爱国卫生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章机构与职责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设立爱卫会，负责组织、协调、实施本区域的爱国卫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爱国卫生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组织制订爱国卫生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及规章制度；
（三）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参加爱国卫生活动，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四）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宣传及全民健康教育活动；
（五）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监督检查、评比活动；
（六）组织开展卫生城市、卫生镇、卫生村和卫生单位的创建工作；
（七）组织开展以改水、改厕为重点的农村爱国卫生工作；
（八）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灭鼠、蚊、蝇、蟑螂）活动；
（九）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交流、合作等有关科学研究；
（十）完成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爱国卫生工作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爱卫会下设办公室，并配备专门工作人员，负责爱国卫生日常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爱卫会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组成，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爱国卫生工作发展的要求及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及其他组织，应当设立爱国卫生组织并配备专（兼）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在当地爱卫会的指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 建立健全爱国卫生制度；
（二） 争创卫生先进单位、无烟单位；
（三） 按规定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四） 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五） 组织本单位职工或辖区居（村）民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六） 完成当地爱卫会交办的其他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二条 每年四月为爱国卫生活动月。爱国卫生活动月期间，应当结合本地突出的社会卫生问题开展活动。
第十三条 各级爱国卫生组织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请爱国卫生义务监督员，对本区域范围内的爱国卫生工作进行社会监督。
第三章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和部门分工负责制。
爱卫会应督促辖区内的单位落实爱国卫生工作措施，定期检查、考核爱国卫生目标管理的实施情况。单位应定期将爱国卫生目标管理落实情况向辖区爱卫会报告。
第十五条 综合行政执法、建设等部门应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监督、指导有关单位按规定做好门前卫生责任区的清扫保洁、绿化和硬化工作，推广垃圾袋装化，做好垃圾、粪便的卫生管理和无害化处理工作。
第十六条 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和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
第十七条 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加强对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应当按照爱卫会和有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本辖区范围内的环境卫生、垃圾清运、厕所卫生、食品及饮用水卫生工作。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爱卫会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做好施工场地的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病媒生物防制等工作，争创文明施工单位。
第二十条 单位爱国卫生工作要求：
（一）环境卫生：及时清除垃圾污物，填平坑洼积水场地，无果壳纸屑、烟蒂、痰迹，窨井流水畅通；有机垃圾有密闭容器并做到定点倾倒；露天物品堆放整齐，无卫生死角。
（二）室内卫生：室内、走廊、过道、楼梯、墙面、地面清洁，窗明几净，无积尘、蛛网、无废弃杂物，办公用品放置有序。厕所水冲式，无垢、无臭、无蝇蛆、无粪便满溢，卫生工具配备齐全。
（三）食品卫生：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要求。从业人员体检、培训合格上岗；食具严格消毒，防鼠、防蝇、防腐、防尘设施齐全；各类定型包装食品有生产日期、保存日期或保质期，禁止出售腐败变质食品。
（四）公共场所卫生：空气质量、采光、噪音、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公共物品严格消毒。
（五）积极开展“门前三包”和“门内达标”活动，不乱堆乱放杂物、废弃物，及时清除乱贴乱画。
第二十一条 居（村）民及房屋承租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和维护公共楼梯、走廊、庭院及其他规定范围内的室外环境卫生；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房屋所有权人应当督促房屋承租人做好有关卫生工作，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应当改善农村饮用水卫生条件，组织开展农村居民户厕、公厕的改造工作。
农村饮用水的供水水质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及卫生标准。
农村及居民的户厕、公厕建设应当符合无害化标准。
第二十三条 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通告》的要求，做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
禁止利用新闻媒体发布烟草广告，城区户外不得设置烟草广告。
第二十四条 公民应积极参与爱国卫生活动，不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乱倒、不乱贴乱画、不乱堆乱放、不乱拉乱挂、不乱搭乱建；不从事其他有碍社会卫生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行政村）应当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居（村）民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动。依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采取单位和个人出资、政府补助的办法筹集经费。
单位、个人应积极参与病媒生物防制活动，采取预防与控制措施，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以内。
单位和个人自行杀灭病媒生物有困难的，可以委托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进行杀灭。
病媒生物防制的药品、器械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并严格管理，防止中毒事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灭鼠药品和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杀虫药品、器械。
第二十六条 爱卫会应当组织开展以普及卫生科学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和其他组织应当结合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全社会卫生意识和全民自我保健能力。
新闻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科普知识以及卫生法律法规的宣传，发布卫生宣传与健康知识的公益性广告。
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健康教育，参加健康教育活动。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由爱卫会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提请有关部门按管理权限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单位未达到卫生要求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按要求做好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拒不开展或者拒绝参与病媒生物防制活动或者工作不到位、致使病媒生物密度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
（四）其他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或者不落实爱国卫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爱卫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