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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印发《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 2011—2015年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

工商人字【2011】1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2011—2015年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已经总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2011—2015年

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十一五”期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提出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战略任务要求，创新培训方式，完善培训机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成效显著，“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高素质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充分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圆满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十二五”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统筹性和科学性，提升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人才队伍能力素质，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工作任务。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1-2015年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纲要》精神，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大局，以能力建设为重点，以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干部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在建设学习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中的引领推动作用，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高素质、专业化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队伍，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总体要求。

　　1.服务大局、以人为本。适应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中心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全面需求，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岗位干部的个性需求，使培训更好地为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实践和人才队伍建设服务。

　　2.学以致用、注重能力。把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作为培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全面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质。

　　3.统筹兼顾，突出基层。坚持面向全体干部开展教育培训，重点抓好领导班子、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和紧缺人才的教育培训，大力加强基层实用型人才培训。

　　4.改革创新，增强实效。将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训效果作为培训改革创新第一要求，更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资源，夯实培训基础，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工作目标。实施全员培训，初任培训参训率达到100%，司级、处级、科级干部任职培训制度基本落实，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工商所基层干部5年内轮训2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5年内累计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3个月，基层干部每年累计脱产培训时间不少于12天。拓宽培训渠道，改进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培训，深化分类培训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务实高效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总局行政学院和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培训机构的主渠道作用，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系统优质培训资源，优势互补、功能完备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更加健全；充实专兼职教师队伍，开发精品培训项目和培训课程，加强基础性、实用性教材建设，干部教育培训基础进一步夯实，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有实效的工商行政管理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基本建立。全系统广大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服务发展、市场监管、依法行政、消费维权的能力显著增强，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明显壮大。

　　二、培训内容和主要任务

　　根据“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需要，按照分级分类培训和全员培训目标要求，积极开展初任培训、任职培训，重点开展领导人才、专家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基层实用人才、紧缺人才、青年后备人才在职培训和专门培训，加强理论武装，进一步提高全系统广大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切实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履职尽责能力。

　　（一）培训主要内容。

　　1.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不断增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组织干部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国情和形势等，引导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2.围绕“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学习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提升服务科学发展能力。紧紧围绕“十二五”主题主线，突出抓好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的推动科学发展能力培训。把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认真学习领会以“四个统一”为核心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的精神实质和总体要求，使广大干部在如何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科学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切实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为落实“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

　　3.学习法律法规，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加强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和依法行政培训，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突出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培训，把新出台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列为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培训和在职培训的必修内容，把运用法律手段研究解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重要培训内容，着力提高广大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加快推进法治工商建设。

　　4.学习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提升监管执法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根据工商行政管理岗位职责分工，紧扣干部履行岗位职责需要，积极开展以市场经济、现代管理、科技、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培训，推动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新知识、新技能，突出网络商品交易和服务监管、食品安全、商品质量监管等新兴市场监管领域新知识的培训和电子政务、网络技术等新技能的培训，着力提高广大干部履职尽责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开展科技、文化、历史、心理等知识培训，提高广大干部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的社会管理作用。

　　5.全面开展廉洁从政和职业道德的学习培训，提升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能力。深入学习《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扎实开展理想信念、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切实增强群众观念和公仆意识。以“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以政治信念坚定、精神追求高尚、职业操守良好、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落实《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开展职业道德专题培训。学习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干部立足岗位做贡献，展现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干部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

　　（二）培训重点任务。

　　1.开展领导干部能力建设培训，推进高素质领导人才队伍建设。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导班子成员为对象，大力提高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能力、统筹规划能力、创新发展能力、管理队伍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按照组织调训和干部选学工作要求，选派领导干部参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选学施教单位的学习培训。总局每年组织1期省级工商局长专题研修班、3-4期地市级局长专题培训班和新任县级局长培训班，集中研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改革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总局组织实施2-3期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班，择优选派工作实绩突出、外语水平较好的领导干部参加境外培训，定向跟踪培养。

　　2.开展专家型人才能力建设培训，推进专家型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对专家型人才能力的实际要求，研究制定专家型人才能力建设培训计划、分类培训大纲和实施方案。推广菜单式自主选学、分段式培训、专题研究、案例教学、团队合作等方式方法，在集中解决重大疑难问题中提升学习研究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有条件的单位，可有计划地选派专家型人才到国内外一流大学、研究机构研修考察。总局每年举办2-3期专家型人才研讨班，围绕研究解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度专业培训。各地选择部分专家型人才纳入干部培训师资队伍。

　　3.开展复合型人才能力建设培训，推进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培训需求调研，研究制定复合型人才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培养一批具有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知识和能力、适合并胜任多种岗位职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积极探索关键岗位跟班培训、挂职培训、多学科自主选学等培训模式，增强复合型人才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处理复杂疑难问题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总局每年举办2-3期复合型人才培训班，探索与国内著名高等院校合作开展中长期培训。

　　4.开展基层干部科学发展能力培训，推进复合型基层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全系统实施基层干部科学发展主题培训行动计划，突出抓好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的推动科学发展能力培训，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的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训，以党史党风党纪为重点的党性教育，以职业操守为重点的道德品行教育，努力培养守信念、重品行、有本事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总局每年举办1期工商所长（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各地抓好全员培训，因地制宜开展岗位业务培训，原则上每2年一个周期推进基层干部能力建设轮训。组织开展岗位练兵、业务能手评定等活动，注重加强工商所长培训。

　　5.开展紧缺人才能力建设培训，推进紧缺人才队伍建设。围绕工商行政管理新职能和市场监管特点对人才队伍能力素质的迫切需求，重点加强反垄断执法、食品（商品）质量监控、电子商务、网络技术、信息化建设、数据统计分析等领域紧缺人才的培训。开展紧缺人才培训需求调研，研究制定紧缺人才能力建设培训计划，以新知识、新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紧缺人才整体素质和专业能力。总局每年举办4-5期紧缺人才短期培训班。拓展培训渠道，支持紧缺人才跨地区学习交流，探索与知名高校合作委托培养紧缺人才。

　　6.开展青年后备人才能力建设培训，推进青年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以理论武装、党性修养为重点，选拔40岁以下、政治坚定、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青年干部进行专门培训，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后备人才。加大选派优秀青年人才、后备人才到国外培训深造力度。积极组织开展网络培训和业务比武等活动，注重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加强和改进个人自学，鼓励支持青年人才在职学习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培训方式和培训机制

　　（一）加强组织调训和自主选学。进一步强化归口管理，增强调训计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确保应训尽训。创新培训方式，以学习研讨为主要形式，以启发思路为着眼点，综合运用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稳步推进自主选学，逐步扩大干部选择培训机构、内容、时间的自主权，更好地满足干部多元化、个性化、差别化培训需求。抓好“供、选、教、管”等关键环节，提高自主选学质量。

　　（二）组织开展分级分类培训。充分尊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干部的特点和实际需求，组织开展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业培训和在职培训。根据工商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新要求，研究制定领导人才、专家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基层实用人才、紧缺人才、青年后备人才培训计划、培训大纲和实施方案，定期对入库人才实施培训。总局深化援藏援疆和支援青海藏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干部培训，各地完善对口培训合作，加大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培训合作力度。开展精品培训项目建设工程，各地5年内建设不少于2个精品培训项目。

　　（三）深入推进网络教学培训。加快教育培训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建设功能完备、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网络教学和学习平台。加强网络培训精品课程库建设，注重网络培训精品课件尤其是市场监管执法业务课件的整体开发。实施菜单式选学，按一定比例设定必修课和选修课。研究制定网络培训管理办法，完善学时学分制管理模式，进一步规范干部网络学习和考核，提高网络培训质量。

　　（四）充分发挥培训基地功能作用。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形成开放竞争、优势互补、充满活力的办学体制。国家工商总局行政学院充分发挥全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的示范作用；加强总局党校班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总局党校班在总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先进性教育和执政能力培养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现有工商干校、培训中心资源，对于靠非教育培训业务进行赢利性活动的，坚决取消办学资格。积极利用各地党校、行政学院、高等院校和地方优质特色培训资源，开辟党性锻炼、能力培养等具有区域特点的实践教学基地，构建更加开放的干部培训格局。

　　（五）大力推进师资和教材建设。按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比例适当的原则，健全完善师资库。坚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把系统内理论功底好、实践经验丰富、有较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充实到师资队伍，注重为基层培养师资。推进基础性、实用性培训教材建设，把《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概论》作为全系统干部学习培训的基本教材，总局集中力量编写概论分论，省级、市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写具有区域工作特点、基层监管执法急需紧缺的实用手册和案例选编等补充教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每年定期向广大干部推荐学习书目。

　　（六）完善干部学习培训激励约束制度。严格执行任职培训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应在提任后1年内完成培训任务；没有参加初任培训或考试不合格的，不得定职定级；学习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和学风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倡导自学和在工作实践中学习。

　　（七）深化干部教育培训质量评估。研究制定教学质量评估办法和指标体系，定期评估培训项目、课程设置、师资水平、教学管理、服务保障等，把评估结果作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依据。加强学员学籍管理，全面实现学籍管理信息化。加强培训监督管理，严禁以培训为名公款旅游，尤其是出国（境）旅游等，规范培训行为。

　　四、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坚持把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任务和改革创新要求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领导机关作用，加强培训需求调研，解决干部教育培训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责任制，加强培训的整体规划、宏观指导、督促检查、制度规范。人事教育部门、业务部门和施教部门要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形成党组（党委）统一领导、人事教育部门牵头负责，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培训管理者队伍建设。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优先加强培训管理者培训，通过经验交流、专题研讨、课题研究、自学等形式，深入开展培训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积极探索干部教育培训规律，提高培训管理者综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要注重培养和充实业务骨干，优化队伍结构，建设一支讲政治、懂培训、善组织、会管理的培训工作者队伍。

　　（三）做好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加强培训工作调查研究，为积极稳妥地做好干部能力建设、人才培养和培训改革创新的各项工作奠定基础。总结推广基层成功经验，结合实际，注重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研究提出推动改革创新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考核检查机制，加强培训督查，做到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有总结。

　　（四）保障培训经费投入。把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经费预算，保障干部教育培训需要。健全培训经费专项管理制度，推进培训项目审计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对重要培训项目和基层一线监管执法干部的培训给予优先保证，提高教育培训经费使用效益。

　　各地根据本规划精神和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吴 清 旺＃


一、 引言
中国律师个体乃至整个中国律师制度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处于社会中心抑或社会边缘，事关中国法制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网络、信息、知识等要素的简单堆积，也不仅仅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就大功告成，法制的完善、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乃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法律要素绝非可有可无的工具或辅助品，法律人也不应处在社会的边缘。因为，二十一世纪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更是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时代。为此，律师应当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治理力量，充分发挥作为社会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社会监督力量的功能，通过法律服务而成为民主与法制的捍卫者。然而，从中国律师业产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律师业就缺乏科学的定位，尤其是缺乏从律师业的制度功能上构建我国律师制度，致使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呈“边缘化”的状态。鉴于此，为实现新世纪的法制目标，必须重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业。为此，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中国律师“边缘化”
评价现行中国律师制度以及反思中国律师边缘化需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视野切入。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清朝末年，律师制度作为西方典章制度而被我国引进，这是清末修改法律运动的一个产物。当时的律师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新型律师制度的尝试。此时的律师制度事实上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模本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律师统一在律师顾问处任职，而非私人开业或合伙开业。然而，律师制度并未被社会所接受，律师制度仍遭众多的非难和指责，如认为律师制度是资本主义所专有，律师的刑事辩护是丧失阶级立场、替坏人说话等。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律师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律师制度因此而夭折。就直接而显著的原因讲，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新的大一统社会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权力滥用的结果；而就更深层原因讲，则是因为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支撑，权力至上、权力本位思想仍强于律师制度所蕴涵的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思想。一句话，中国律师远离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中心，处在极为边缘的地带。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律师制度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律师业也再度兴起。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后，中国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济和编制等的依赖，实现了律师职业社会化。同时，通过律师协会的建立和完善，律师自治及行业化管理逐渐形成。由此，较为规范的律师制度基本形成，律师队伍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权力本位、国家本位、漠视制衡等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消除，中国律师仍处于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体系中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又反过来制约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加重整个律师制度的“边缘化”。虽然，律师队伍本身发展尚有严重不足，但律师业发展的种种错位现象不能不说与中国律师“边缘化”密切相关。

边缘化现象之一：在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缺乏足够的交涉力。
律师职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它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以及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或与该权力部门交涉时，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公民、企业法人与行政机关的权益纠纷；公民与大公司的权益纠纷；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权益纠纷等。后者所指的律师业务已不是简单地提供法律知识，而是通过律师的交涉使权力资源、经济实力悬殊的冲突双方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地位，进而阻止“强者”在法律上获取不当利益。这就需要律师具备足够的与权力、经济优势一方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交涉力。
然而，从我国律师执业的现状看，我国律师所拥有的交涉力是相当微弱的，尤其在与权力机构打交道时，尚不足以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涉的顺畅渠道及基本条件。例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时，尽管法律赋予了律师一定的权利，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律师的诉讼活动遭权力机构干涉，甚至律师自身的人身自由也被非法剥夺，这些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律师在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律师的合法主张得不到充分的采信；诉讼权利的保护、甚至人格的尊重等方面都体现出律师的地位尚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些律师为了实现“正当”目标而采取非正当的手段，通过“法外寻权”获得法律外的交涉力。请客、送礼，有纠纷找新闻，有矛盾找上级，“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一个小小的纠纷从村里诉到县里，从县里再到省里直到中央。申诉案件不断增多。这些现象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律师交涉力的缺乏，但足以表明中国律师存在严重边缘化。
边缘化现象之二：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律师的政治参与被忽略。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因而，律师也被视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律师制度也存在着商业化的倾向，但其对政治构架和政治运作过程的实际影响十分明显，并已涉入到西方社会理念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国的律师参与政治的渠道和途径较以往大有增加，如：律师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参与立法讨论、修改等，但总体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从我国律师制度的现状看，律师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无论是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或是律师个体，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方面，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律师尚处于体制外的“边缘状态”，律师与体制内党政司法机关的对话得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律师的存在理由尚未提升到制度功能的层面上来，仍被视为与公共权力无多大关系的一般社会职业而已。现实中，从事律师业就意味着离开权力，几乎不可能再进入政治职业阶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律师只能是律师”，没有“前途”只有“钱图”，律师的收入高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等等。权力机构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边缘化现象之三：在法律职业群体构成中，律师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从理论上说，公、检、法、司（包括律师）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属于法律职业群体，大家围绕法律开展各自的工作。因此，如果相互之间对共同遵循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学识的认同，那么互相之间必然难以沟通，无法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甚至各法律职业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而歪曲法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就我国法律职业群体的相互关系看，立法上仅仅写明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度。司法实践中，律师意见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律师的人格没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律师在执业中被赶出法庭或遭非法拘禁的情况。律师缺乏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沟通的条件。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法律部门任职资格不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彼此学识背景的不同。因此，大家虽同为法律职业人，彼此却对法律的价值缺乏必要的认同。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律师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法律沟通尚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障碍，律师仍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边缘化现象之四：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律师职业严重商业化。
从律师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看，律师制度的设立并非为了商业的目的。但是，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于是便寻求“外围”发展，或者说在“边缘”寻求活动空间，加之，经济影响力对社会的不断渗透，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天性的驱动，律师职业日趋商业化，并出现极端商业化的现象——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漠视律师职业的“公共责任”。从律师执业的现状看，宁可办理经济纠纷案件，不愿办理非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宁可办理标的大的经济案件，不愿办理小额的经济案件；宁可办理小额经济案件，不愿办理行政纠纷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宁可为金融、投资等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愿为小型企业及一般百姓做法律顾问等等，这已成为相当多律师的受案标准。由此，充分体现百姓生活矛盾的相邻权纠纷、人身权纠纷等缺少律师介入；最能体现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矛盾冲突的领域——行政诉讼纠纷，律师不愿涉入；《律师法》强调法律援助为律师的法定义务，而实践中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推委；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成为“财团律师”，甚至成为财团或金钱的附庸。甚至，收费高低已成为判断律师优劣的唯一标准！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律师职业极其商业化的倾向。它虽然在段时间内也能推动律师从业的积极性，但从长远看，极端商业化现象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它将损害国家的法制体系，进而降低人们内心对法律公正的信心。显然，它与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基本价值是背离的。
三、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种种边缘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律师制度的发展，损害律师制度设立的目标。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业在法制体系内的功能，必须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首先，更新观念，从律师制度的创设目标上定位中国律师。
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和社会一直被视为目标一致、没有利益冲突的统一体。国家可以决定社会的一切，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一元论”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国家权力的滥用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主张国家与社会为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二元论”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二元论”者认为，国家权力离不开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而且需要社会的监督，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制衡问题。以介入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为职业的律师群体，因其特有的价值功能而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或民间）监督力量。因此，从原创意义上说，律师制度的设立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律师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服务行业。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律师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层次上，或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而是根据“二元论”的观点，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的最基本价值出发重新定位新世纪的中国律师。
其次，完善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律师执业所必需的交涉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增加并且细化，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对纠纷和争议解决途径的要求也不断强化。另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司法途径以反对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的侵权行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要求提高律师个体全面提高素质，而且对律师在社会冲突中与各种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交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是要。为此，除律师个体自身的努力外，国家要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律师的交涉力。就目前的立法现状看，一方面要提高律师在执业中尤其是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增加其相应的权力。如取证权、质证权等。同时增加权力机构对律师诉讼活动的合作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取消和修改现行立法中对律师执业的不适当的限制。例如，取消或修改《刑法》第 条对律师伪证罪的特别规定。
第三，律师参政，从政治上确保中国律师的主体资格，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空前繁荣的时期，一方面，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客观上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以介入政治和社会敏感、复杂问题为职业的特殊社会群体，尤其在与权力交涉的过程中，律师有着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而且，随着律师队伍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律师不再“为金钱而战”，律师的商业特性日趋淡化，而向其固有的社会属性回归。律师的政治热情、公共责任感大大增强。这些主客观优势也将成为我国律师作为政治后备资源的理由。可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制建设，不仅可能且有必要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政治，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
第四，统一标准，从法律的价值出发，重构法律职业共同体。
在崇尚知识并以智力文明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同一职业群体对该职业学识价值的认同是实现该职业价值的最基本的主观条件。就法律而言，法制建设的经验表明，公、检、法、司（包括律师）应有职业上的分工，但同时又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围绕法律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构建法律职业者的任职资格体制。更言之，应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在强调学识背景和学识价值的基础上，把各种法律职业者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三者在人事上可以有条件地流通，由此而形成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大大降低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内耗，使法律成为真正成为共同体成员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唯一标准，从而实现新世纪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第五，规模经营，以规模所为组织形式，提高律师群体的行为能力。
二十一世纪经济领域呈现出集团化、国际化的经营趋势，分工合作已成为社会各领域的共同特征。就律师事务所而言，三、五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远不能满足各种“一条龙”服务的需要，无法提供复杂、系统的法律服务“产品”的能力，更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相反，分工细致、部门齐全的规模律师事务所更能满足人们群众对法律的迫切需求，提高律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规模所所产生的律师群体效应有助于推动律师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尤其是国家法制体系中获得相应当中心地位，从而克服中国律师边缘化的状况。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不仅是个体素质全面提升的法律服务群体，而是更多呈现其公共责任感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是介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法律职业者，更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权力制衡力量。它们不再是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体系中的边缘人，而是制度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清旺

二 0 0 二 年 八 月 十五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