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0号
《关于修改〈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第13届9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市长 张广宁
二○一○年二月一日
关于修改《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
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第13届98次常务会议决定对《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从事房屋安全鉴定的单位应当到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备案手续”。
二、删去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修改后重新公布。
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
(2008年1月2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发布，根据2010年2月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0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房屋安全管理，保障公共安全，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辖区范围内的城市市区(包括建制镇的建成区)的房屋安全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房屋安全管理，是指为保障房屋建筑结构使用安全而进行的管理。包括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危险房屋治理、房屋应急抢险以及白蚁预防和灭治管理。
房屋消防安全、设施设备使用安全以及住宅室内装修等安全管理依照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三条 房屋安全管理应当遵循预防为主、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是房屋安全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各区分局(以下简称区分局)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房屋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各区分局可以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危险房屋治理、白蚁防治等事业单位，负责房屋安全管理的具体事务。
建设、规划、财政、工商、市政、园林、文化、环保、市容环卫、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消防、电力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房屋安全管理工作，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五条 建设、国土房管、规划、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应当受理对擅自拆改房屋违法行为的投诉，并依职责查处。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擅自拆改房屋的装饰装修企业的查处工作，国土房管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协助。
国土房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拆改房屋违反房屋安全管理行为的查处工作。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拆改房屋违反规划管理行为的查处工作。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对拆改房屋构成违法建设行为的查处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房屋安全管理中抗拒、阻碍房屋安全管理行政执法案件的侦查和处理，配合国土房管部门做好房屋安全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房屋安全管理的领导和督促，组织协调有关部门配合做好房屋安全管理。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房屋应急抢险预案，建立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指挥机构，组织指挥房屋应急抢险。
第七条 政府应当发挥房屋安全鉴定、白蚁防治等行业组织在房屋安全管理中的作用，鼓励和支持行业组织依法开展工作。
行业组织应当依法协助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各区分局做好房屋安全管理工作，进行行业自律和监督。
第八条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应当定期组织全市的房屋安全普查，建立房屋安全动态信息管理系统。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房屋安全普查、代为鉴定、危险房屋抢修代管、应急抢险等房屋安全管理专项经费。
房屋安全管理专项经费由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各区分局纳入部门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二章 房屋安全责任
第十条 房屋所有人是房屋安全责任人。房屋所有人下落不明或者房屋权属不清晰的，代管人是房屋安全责任人；没有代管人的，房屋使用人是房屋安全责任人。租赁房屋另有约定的除外。
城市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在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拆迁工作完毕期间的房屋安全责任，适用《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
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的安全责任，《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对房屋建筑结构及其附属设施使用安全负责。
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按规范要求安装防盗网、空调支架等附属设施，保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完整和整洁，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隐患的，及时依照规定进行鉴定和治理。
第十二条 属于文物的房屋，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出安全管理意见。
第十三条 房屋使用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影响房屋安全的行为：
(一)未报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擅自改变使用性质和擅自开(堵)外墙门窗、封闭阳台、搭建棚盖或者在天台上建设建(构)筑物；
(二)在住宅内存放经营性酸、碱等强腐蚀性物品和易燃、易爆等危险性物品；
(三)装饰装修活动中擅自拆改房屋，影响房屋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行为。
安装和使用防盗网、空调支架等附属设施不得危及公共安全。
第十四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开展房屋安全使用宣传，并根据业主大会的决定或者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定期检查其管理房屋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安全状况。
发现有安全隐患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向业主委员会书面报告，在小区内明显位置张贴公告，向全体业主通报，并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组织鉴定、维修。
第十五条 进行地下设施施工、管线施工、桩基施工和深基坑施工、爆破及降低地下水位等活动，可能危及周边房屋安全的，建设、施工等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
已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的情况的，建设、施工等单位应及时修复，排除危险。
第十六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建立房屋安全管理档案，做好房屋安全检查、维修记录。
第十七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房屋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各区分局组织的房屋安全普查、房屋安全检查等活动。
第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或者各区分局举报危害房屋安全的行为，反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房屋；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或者各区分局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答复举报人或者反映人。
第三章 房屋安全鉴定管理
第一节 房屋安全鉴定委托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及时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一)房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有明显下沉、裂缝、变形、腐蚀等现象的；
(二)房屋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继续使用的；
(三)自然灾害以及爆炸、火灾等事故造成房屋主体结构损坏的；
(四)需要拆改房屋主体或者承重结构、改变房屋使用功能或者明显加大房屋荷载的；
(五)其他可能危害房屋安全需要鉴定的情形。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建设、施工等单位在基坑和基础工程施工、爆破施工或者地下工程施工前，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一)距离2倍开挖深度范围内的房屋；
(二)爆破施工中，处于《爆破安全规程》要求的爆破地震安全距离内的房屋；
(三)地铁、人防工程等地下工程施工距离施工边缘2倍埋深范围内的房屋；
(四)基坑和基础工程施工、爆破施工或者地下工程施工可能危及的其他房屋。
第二十一条 具有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情形的房屋，未经鉴定或者经过鉴定不符合房屋安全条件的，不得作为经营场所。
第二十二条 房屋可能存在危及相邻人、房屋使用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安全隐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房屋安全责任人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鉴定。
房屋安全责任人拒不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鉴定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自行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鉴定。
经过房屋安全鉴定，房屋是危险房屋或者存在危及利害关系人的危险点的，鉴定费由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不是危险房屋或者不存在危及利害关系人的危险点的，鉴定费由委托人承担。
第二节 代为鉴定
第二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发现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可以及时告知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或者各区分局。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当将掌握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信息进行登记并及时告知房屋所在地的区分局。
各区分局应当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信息进行登记并进行调查核实。
第二十四条 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安全责任人未委托鉴定的，各区分局应当及时向其发出房屋安全鉴定通知书，责成房屋安全责任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房屋安全责任人在房屋安全鉴定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仍未委托房屋安全鉴定的，各区分局应当向其发出房屋安全代为鉴定决定书，并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鉴定。
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鉴定费由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安全责任人采取治理措施排除隐患的，应当及时向各区分局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经各区分局调查核实后，房屋安全责任人可不再委托房屋安全鉴定。
第二十六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使用人应当配合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的调查核实以及鉴定工作。
第三节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管理
第二十七条 从事房屋安全鉴定的单位应当到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备案手续。
房屋安全鉴定人员实行资格证和执业注册管理制度，房屋安全鉴定人员资格证和执业注册管理由市房屋安全鉴定协会负责。
第二十八条 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应当有两名以上的房屋安全鉴定人员参加，并出示房屋安全鉴定执业注册证件。对特殊复杂的鉴定项目，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可另外聘请专业人员或者邀请有关部门派员参与鉴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挠、干扰房屋安全鉴定人员进行正常的房屋安全鉴定。
第二十九条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鉴定业务规范和鉴定业务标准的要求从事鉴定活动并制作鉴定报告。鉴定报告应当加盖房屋安全鉴定专用章，并及时送达鉴定委托人。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应当对出具的鉴定报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利害关系人对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市房屋安全鉴定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申请复鉴。
复鉴结论与原鉴定结论一致的，复鉴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复鉴结论与原鉴定结论存在本质不同的，复鉴费用由房屋安全鉴定单位承担。
第三十一条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开展房屋安全鉴定业务应当建立业务档案，设立业务情况汇总表，并于每年年底将该年度的房屋安全鉴定统计报表报送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应当立即将危险房屋鉴定报告报送各区分局，各区分局应当将掌握的危险房屋信息报送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第三十二条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应当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
(一)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备案情况；
(二)经鉴定的危险房屋情况。
第四章 危险房屋治理
第一节 危险房屋治理主体
第三十三条 危险房屋应当经房屋安全鉴定单位鉴定确认。
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按照房屋安全鉴定单位鉴定结论的处理类别，进行治理。危险房屋的处理类别分为观察使用、处理使用、停止使用和整体拆除四种类别。文物建筑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进行抢救修缮。
经鉴定不属危险房屋但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经鉴定为危险房屋，利害关系人又申请复鉴的，在复鉴期间不停止解危措施的进行。
第三十四条 鉴定结论的处理意见为处理使用、停止使用或者整体拆除的危险房屋，房屋使用人应当立即迁出。鉴定结论的处理意见为观察使用的危险房屋，危及到的房屋使用人应当立即迁出。
鉴定结论的处理意见为观察使用的危险房屋，未采取适当安全技术措施前，危险部位的房屋不得使用。
鉴定结论的处理意见为处理使用的危险房屋，未解危前，不得使用。
第三十五条 危险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房屋所在地的区分局应当对房屋实施代管并进行治理：
(一)房屋权属不明晰，无法确定房屋安全责任人的；
(二)所有人死亡且无法确定继承人作为房屋安全责任人的；
(三)所有人下落不明又无合法代理人履行房屋安全责任的；
(四)危险房屋的安全责任人确有困难无法治理危险房屋，通过书面协议委托房屋所在地的区分局代管房屋并实施治理的。
代管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所列房屋，代管前应当发布公告，公告的期限不得少于30天。但危险房屋需要立即治理的，发布公告期间可以同时治理。
第三十六条 各区分局应当对代管、治理发生的费用以及代管房屋过程中产生的收益等情况进行证据保全。
属于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的，代管、治理发生的费用应当由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房屋安全责任人不确定或者未偿还有关费用的，各区分局可以从租赁代管房屋的收益中抵扣。
被代管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继承人确定的，代管、治理费用结清后，各区分局应当自代管、治理费用结清后的10个工作日内解除代管并发还房屋，并将剩余的代管收益返还所有人或者继承人。
第三十七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未按照鉴定结论的处理意见及时治理危险房屋的，各区分局应当向房屋安全责任人发出危险房屋限期治理通知书。
房屋安全责任人在危险房屋限期治理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仍未治理危险房屋的，各区分局应当向房屋安全责任人发出危险房屋代为治理决定书，责令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使用人搬出危险房屋，进行紧急排险。
停止使用或者整体拆除的危险房屋，情况危急的，各区分局可以直接向房屋安全责任人发出危险房屋代为治理决定书，责令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使用人立即搬出危险房屋，进行紧急排险。
各区分局在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使用人搬出危险房屋后，应当即时进行危险房屋治理。
第三十八条 观察使用、处理使用的危险房屋，各区分局在危险房屋治理结束后，应当自治理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房屋安全责任人接收房屋。
危险房屋治理、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由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九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搬出的危险房屋为其唯一居住用房的，可以向各区分局申请临时住房安置。
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自行治理危险房屋，使用各区分局提供的安置房的，危房治理期间，租金按公房租金标准计收；由各区分局代为治理，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使用各区分局提供的安置房的，危房治理期间，租金按市场租金标准计收。
经民政部门核定的低保救济家庭、低收入家庭或者市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家庭，危险房屋治理期间，各区分局提供的安置房的租金，按廉租住房有关规定计收。
使用各区分局提供的临时安置住房，在危险房屋治理结束后，各区分局应当通知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限期迁出，逾期不搬的，租金按照市场租金标准计收。
第四十条 经民政部门核定的低保救济家庭、低收入家庭或者市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家庭，无力承担危险房屋治理费用的，可以按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书面协议委托房屋所在地的区分局代管并实施治理，并申请减免治理费用。
第四十一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怠于、无力进行危险房屋治理的，国土房管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补偿标准依法实施收购。
第二节 危险房屋治理相关主体的义务
第四十二条 危险房屋的安全责任人应当设置明显的危险房屋标志，提醒过往的行人、相邻人注意安全；对暂不能排险解危的危险房屋，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四十三条 设置在危险房屋或者其附属物上的广告牌、宣传牌、招牌及供电、通讯线路等悬挂、支立物，对危险房屋治理造成妨碍时，其所有人应当及时予以拆除、迁移。上述悬挂、支立物的所有人未能及时拆除、迁移的，危险房屋的安全责任人可以申请由区分局强制拆除、迁移。拆除、迁移费用由悬挂、支立物的所有人负责。
因治理危险房屋需要合理利用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有关的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借故阻挠。
第四十四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或者各区分局对危险房屋进行原状维修、加固抢险需要办理各项手续的，规划、建设、市政、园林、文化、市容环卫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办理，以免延误时间发生事故。
危险房屋危及公共安全需要紧急治理的，可以在办理有关治理手续的同时，采取必要的解危措施。
危险房屋的共有人在治理过程中，需要立即排险解危的，可以单独向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原状维修、加固抢险相关手续。
第四十五条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各区分局应当加强危险房屋治理工程巡查，掌握、核查危险房屋治理和灭失情况，建立危险房屋登记、注销制度。
第五章 房屋应急抢险
第四十六 条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房屋应急抢险救援组织，制定房屋应急抢险预案，储备充足的抢险救援物资和装备器材，配备足够交通运输及通讯工具，保证救援物资和人员及时到位。
第四十七条 房屋应急抢险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
因台风、暴雨、火灾等事故导致房屋出现突发性险情时，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立即采取妥善的处理措施，并向所在地的区分局和消防等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积极配合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应急抢险和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区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指挥机构和房屋应急抢险救援组织在知悉房屋突发性险情后，应当及时到场处理，实施房屋应急抢险。
第四十八条 市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跨区的房屋的应急抢险；市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指挥机构在认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对发生重大险情的房屋组织实施应急抢险。
区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指挥机构应当及时将房屋突发性险情报告市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指挥机构。
第四十九条 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指挥机构组织实施房屋应急抢险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采取下列措施：
(一)切断电力、可燃气体和液体的输送；
(二)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三)利用邻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
(四)拆除或者破损毗邻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电力、市政、园林、公安、消防等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房屋应急抢险需要而拆除或者破损的毗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各区分局应当在事后予以修复。
第六章 白蚁预防和灭治管理
第五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商品房，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白蚁预防处理；未按规定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白蚁灭治责任。
其他房屋未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由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白蚁防治责任。
第五十一条 已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商品房，在包治期限内发生蚁害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白蚁灭治责任。
已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其他房屋，在白蚁预防合同约定的包治期限内发生蚁害的， 由原白蚁防治单位负责无偿灭治。
超出包治期限发生蚁害的，由房屋安全责任人负责灭治。
白蚁预防合同的包治期限不得低于10年，包治期限自白蚁防治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五十二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加强蚁情检查，发现蚁害应当及时灭治。
在进行白蚁防治时，相邻房屋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应当配合白蚁防治单位进行白蚁的检查、灭治工作。
第五十三条 白蚁防治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白蚁防治人员实行资格证和执业注册管理制度。
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和白蚁防治人员资格及执业注册管理由市白蚁防治行业协会负责。
从事白蚁防治的人员检查蚁情和进行白蚁灭治工作时，应当出示白蚁防治的执业注册证件。
第五十四条 白蚁防治单位在白蚁预防工程开工前，应当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告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白蚁预防工程竣工后，由白蚁防治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依照国家、省、市颁布的白蚁防治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进行验收。白蚁防治单位应当在验收后30日内到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验收备案手续。
第五十五条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的，建设单位应当将白蚁预防工程监理任务一并委托给监理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委托将白蚁预防处理纳入工程监理范围，实施监理的工作内容应当包括白蚁预防施工药物的检测、施工方案的落实和监理报告的编写。
第五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商品房销(预)售时，应当向购房人出示白蚁预防合同或者《广州市房屋白蚁防治工程质量验收备案证明》。
第五十七条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应当加强对白蚁预防工程和商品房销(预)售楼盘等全市房屋白蚁防治情况的巡查。
第五十八条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应当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
(一)白蚁防治单位备案、白蚁预防工程验收备案等情况；
(二)白蚁预防工程、商品房销(预)售楼盘白蚁预防的巡查情况；
(三)其他有关白蚁防治的信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房屋安全责任人不履行规定的房屋安全管理相关义务，造成事故或者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城市规划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由公安消防机构依照消防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及第二款规定，由国土房管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属于违法建设的，由规划、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查处。
第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各区分局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房屋安全责任人在房屋安全鉴定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未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经房屋安全鉴定单位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处以房屋安全鉴定费1倍数额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
(二)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对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处以警告；经警告后仍未按规定办理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对未办理备案手续而从事房屋安全鉴定的单位，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仍拒不办理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对未取得房屋安全鉴定人员资格证、执业注册证件或者被取消资格证、执业注册证件仍从事房屋安全鉴定工作的人员，处以1000元处罚；并对其所在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对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处以警告；经警告后仍未按规定办理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对未取得白蚁防治资质仍从事白蚁防治的单位，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仍拒不办理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未取得白蚁防治人员资格证、执业注册证件或者被取消资格证、执业注册证件仍从事白蚁防治工作的人员，处以1000元处罚，并对其所在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对未办理备案手续而从事白蚁防治的单位，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仍拒不办理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的，对未办理白蚁预防工程验收备案手续的白蚁防治单位，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仍拒不办理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三条 以围攻、谩骂、殴打或者以其它方式拒绝、阻碍房屋安全鉴定人员进行正常的房屋安全鉴定、房屋安全普查或者房屋安全检查活动，或者以围攻、谩骂、殴打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房屋安全管理职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白蚁防治单位备案和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具体办法由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另行制定。
第六十六条 县级市房屋安全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城市市区(包括建制镇的建成区)之外的农村房屋安全管理由区、镇级政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六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1991年8月28日起施行的《广州市城镇私有危房修缮和改造管理规定》、1996年6月24日起施行的《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和1998年2月1日起施行的《广州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附录
房屋安全责任人怠于履行义务造成事故或者损失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关法律条文
(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五条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条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第三十九条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违反安全规定，致使该场所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经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六条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四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赔偿损失；
(八)支付违约金；
(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赔礼道歉。
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第三十六条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本章规定的物权保护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根据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合并适用。
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第八十三条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十一条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
第九十二条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三十三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
(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
(三)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
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
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
第六条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出租：
(一)未取得产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
(二)产权有争议或者产权受到限制的；
(三)不可分割的共有房屋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
(四)属违章建筑的；
(五)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六)已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
第十七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租赁合同负责检查、维修房屋及其设施。出租人不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维修房屋，致使房屋发生破坏性事故，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承租人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损坏的，应当负责修缮并且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
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段彦
论文提要：程序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是公正和效率的基础与核心。基于传统观念和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和制约，长期以来，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和特殊意义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之相适应，作为程序公正题中应有之义的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自然先天不足。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互关系的粗浅分析以及程序公正独立价值内涵的一般探讨，初步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在剖析我国现行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和不足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采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从理论上初步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为避免这一规则的形同虚设，笔者还就制约其贯彻落实的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实现制度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全文共10282字。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而程序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 ，是“公正和效率”这一人民法院世纪工作主题的基础和核心。 基于历史传统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中，始终对实体公正有着非同寻常的偏好，而程序公正长期被置于可忽略的境地，诉讼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甚至很难得到观念上的认同。刑事诉讼改革的指导思想仍停留在“要有利于惩治犯罪” 的“治罪法”上，认为“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如何有力地打击犯罪，这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十分关注的问题。”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国刑事证据立法至今相当薄弱，作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自然“先天不足”。鉴于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笔者试图通过对程序公正独立价值及其与实体公正关系的粗浅分析，同时借鉴西方国家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从理论上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及其优先观念的确立
（一）、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
关于程序公正的价值，理论上争论较多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程序是否存在独立的价值即内在价值；二是程序价值的内容如何界定。实体公正追求司法活动结果的公正，其表现形式为裁判内容的公正，它注重纠纷解决中情理与规则的平衡；程序公正或曰程序正义，是相对于实体公正的概念，强调司法活动过程本身的严格和平等，遵奉“程序正义”或“正当程序原则”。 西方学者对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和正当性的探讨大多以传统上的“自然正义”为思想基础，其核心是“法律的正当程序”。 根据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所谓正当程序，是指“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地告知、获得庭审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之中……。”
作为经济学和伦理学概念，价值又称“效用”或者“有用性”，是指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某一客体对于某一主体的价值取决于它满足该主体的需要的程度。 刑事司法程序的有用性，究竟限于外在价值还是内在效用，抑或兼而有之，理论界历来争论不休。总的来看，受 “诸法合体，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强调诉讼程序的工具性价值为主要特征的程序价值一元论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仅是“保证惩罚犯罪”和“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此外似乎再无其他目的。然而，过分强调刑事诉讼程序的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必然导致或强化程序虚无主义，最终也不利于其工具性价值的实现。程序的工具性价值仅是其最基本的亦即第一层次的价值，体现为促进实体法的顺利实施和实体正义最终实现。“但在实质上，程序一开始就是作为限制公权、保障民权的措施产生的。正是程序，体现了和保持着对国家公权和国家公职人员根本的、永恒的制约；正是程序，使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了永恒的、切实的保障；正是程序，成为‘法治’和‘法制’的试金石。” 因此，程序有其内在的、独立于实体的价值应不容置疑，至于程序价值的准确内容，虽众说不一，但笔者认为至少应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实体正义难以完全实现或实现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合理的程序设计以及人们准确和恰当地予以遵循，一定情形下可以带来正义，从而成为“实现正义的方式”，罗尔斯所举的“切蛋糕”的例子便是对此形象地描述； 二是程序的恰当遵守可以部分缓解和淡化案件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不满，“从而赋予结果正当化，这在实体公正难以评测的情形下尤其显得突出。” 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D·贝勒斯所言：“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各方只有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二）、刑事诉讼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承认程序公正独立价值的存在并不必然形成对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二者关系的正确理解，而对二者关系的正确理解又自然会涉及到另外一组概念即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 相互关系的恰当把握，这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同一真理的两个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对特定事物的认识，仅是对该事物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司法亦是如此,“它是法官按照法律手段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其反映的对象（认识客体）具有客观性，因而法律事实在内容上具有客观性。但是，法律事实又是法官对客观事实的主观上的认识，因而在形式上又具有主观性。法律事实以客观事实为追求目标，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客观事实相一致，这反映了真理的绝对性。但是，法官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又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其在个案中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难免与客观事实本身不一致，此时就具有相对性。因此，认定法律事实的法律手段永远以绝对真理为追求目标，但特定阶段的法律手段以及在特定个案中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均永远具有相对性。” 由此我们认为，基于司法的最终目的，发现客观事实并对其作出法律评价应是司法永恒和终极的目标，但法官认识的有限性又决定了据以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的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虽是对客观事实的再现和反映，但二者在个案中往往又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偏离。
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以是否存在判定实体结果的独立标准以及保证这一结果顺利实现的正当程序为依据，将程序正义归纳为三种样态：“完善的程序正义”（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 “不完善的程序正义”（im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 、以及“纯粹的程序正义”（pure procedural justice） 。显然，我们无论将诉讼程序设计得多么“完美无缺”和“天衣无缝” ，都很难保证每一个案件的裁判均“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从而“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乌托邦”式的完善的程序正义尽管美好但无法实现，就连罗尔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具有重大实践利害关系的情形下，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无奈之下，人们转而求其次，试图通过对程序精确的设计和恰当地遵循来规避实体公正无法实现的麻烦，甚至姑且认为根本不存在对实体结果的独立标准，全然仰仗程序的自然进行，“为了实现程序正义应当无条件地牺牲实体正义”, 这便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但是，即使曾对这种将程序绝对化和极端化的庸俗程序主义推崇备至的英美国家也不得不抱怨：“审判的基本目的是确定真相”、“刑事审判不是比赛” 等等。
不难看出，法律事实无法穷尽客观事实决定了程序正义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实体结果一定符合我们预期的目标，程序本身的修改和完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实体结果有其独立的评价标准，具体到刑事审判领域，就是查清犯罪事实，使每一个触犯刑律的主体受到法律制裁，保证无辜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承认刑事司法领域的程序正义只能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三）、对“以事实为根据”的正确理解和程序公正优先观念的确立
“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国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那么刑事诉讼究竟以怎样的事实或真实为根据呢？日本学者断言：“刑事诉讼法上的真实，是诉讼上的真实。它毕竟是法律学上的概念。对于过去的事件，只能是根据证据法能够在诉讼法上认定的事实视为真实。” 德国学者对此更加直言不讳：“逻辑学、数学中可以见到的那种严密的证明，也不过只能证明自然科学上能够知道的相对确定性，而在犯罪行为这种历史事件的场合，连相对确定性也达不到……。” 时至今日，国人似乎已对法院据以裁判的依据为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的结论达成了共识，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2月17日）中指出：“司法公正的体现，应当是在当事人举证、质证后，人民法院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人民法院应当努力做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但由于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局限性，人民法院通过公正、公平程序，根据证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客观实际不完全吻合。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做到了法律上的真实，裁判结果就应当认为是公正的。”
毫无疑问，司法过程的公正和审判结果的公正应是司法公正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说明二者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程序公正，结果未必公正；程序不公正结果反而可能公正 。再好的法律制度也无法避免有罪之人因程序规则无法解决的证据与实施问题而逃脱追究的困境，又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司法工作的效率性要求的现实矛盾，使得程序公正的要求，在个别场合可能与查明事实与保护客观正义的审判目标发生冲突，两者只能从一。
程序公正优先要求当程序公正要求与真实发现、全面维护客观正义等实体要求发生矛盾时应当将程序公正置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并依此作出裁判。申言之，在程序不公正的条件下发现客观正义并据此作出的实体裁判没有正常的法律效力；同时程序公正优先必须容忍在一定情形下对个别真实的放弃和个别正义的牺牲。但是，主张程序公正优先绝非倡导无条件地放弃实体正义的“纯粹的程序正义”，而是在实体、程序两难中“艰难”作出的价值取舍，是不得已而为之。埋没个别客观事实、牺牲个别正义是法律规则的本来特性，因为最终权威性的适用规则所固有的风险无处不在，毕竟“立法者以公正标准设计程序规则的初衷和宗旨，就是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维护客观正义，实现保障裁判公正的目标。”
二、非法证据效力的排除——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以笔者所信,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材料的主体、来源、形式、取得的程序和手段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亦即手段不合法或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为避免混淆，也有学者将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段取得的证据称为违法证据。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仅为狭义的非法证据。
作为一种程序法，证据法旨在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程序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法律规则体系，与程序的独立价值相适应，证据法的独立价值在于：其本身必须具有其内在的优秀品质和公正标准，在诉讼中应充分发挥其“公平竞赛”的规范作用，这就要求证据不仅应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更要具备法律严格限定的资格和条件。因此，立法对非法证据的取舍，本质上体现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冲突。一般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国家和地区均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例如“排除说”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认为非法证据应当一律排除。相反，着重追求实体正义的国家基于对案件客观真实的“顽强追求”，往往对非法证据的采信作出相对宽松的规定，例如“全盘采用说”认为个别案件中非法证据可能是唯一定案的依据，主张只要对“还原”案件事实有所帮助，无论获取手段如何一律采用。随着法制的发展，特别是两大法系的融合，绝对的“采用说”和完全的“否定说”已很难觅寻，代之以具有折衷色彩的“衡量采证说”和“排除例外说”。
笔者认为，当两种迥然不同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只取其中某一种价值必然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为代价，价值的取舍难以回避。“只因为警察的微小错误就让罪犯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小的代价，但这是一个“将个人权利和自由看得很高的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最高法院克拉克法官指出，“如果必须给一个罪犯自由，那他就得到了自由。但是，这是法律给他的自由。一个政府不遵守自己的法律，或更糟的是无视其所赖以存在的宪章，比任何事情都能更快地摧毁这个政府。” 。因此强调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必然要求原则上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但正如上文所述，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只能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即使完全恰当地遵守每一项程序，也很难保证在个案当中实体公正的全面实现，而发现案件事实并据此作出公正裁判毕竟是司法的终极目标，这又决定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并不等于对所有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均不加选择与分析的一概予以排除。
三、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规则及其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讲，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已确立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雏形。 对刑事司法实践特别是对侦查和审判活动的规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程序公正优先的要求或至少是从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角度看，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规则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从法律渊源看，主要依靠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规则，规范性水平较低。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解释并非我国法的正式渊源，将非法证据的主要内容特别是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于上述解释当中，与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符，至少表明立法对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和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来看，仅就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效力作出了规定。对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其他证据可否采用并未加以规定。
（三）、从规范的深度来看，对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情况没有提及，反映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适应性和预见性。
（四）、从制度的完整性来看，虽构筑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雏形，但对保证这一规则顺利实施的相关配套机制缺少必要的设计，一定程度上有形同虚设的危险。
四、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理论构建
（一）、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中，提升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非法证据的取舍关涉到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其深层次体现了秩序、公正、效率等多种价值的交融和冲突，对其正确认识与合理解决是刑事诉讼法的基础性问题，又由于证据制度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也就决定了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因此，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应置于较高的位置。目前我国主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体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与证据制度本身的重要地位极不协调，也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应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主要内容规定于刑事诉讼法典之中，同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加以确立。
（二）、明确不同类型的非法证据的效力，增强证据采信的法定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证据排除规则的明确性程度以及法官在此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大小，可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归纳为三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制排除”模式，即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一切证据原则上均应予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小；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裁量排除”模式，非法证据的取舍由法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加以评判；三是“折衷模式”，即将法律强制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凡是违反程序规定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一律不予采信，对侦控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或准实物证据的效力，由法官酌予裁量。关于我国证据排除模式的选择，有学者认为，“‘强制排除’模式弊端较多，中国法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这种模式，‘强制排除’模式对法院的独立性、法官的素质乃至社会法治化程度的要求很高，短期内中国达不到这些要求，因而不具备可行性。相比之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似乎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需要。”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因为非法证据的种类不同，其非法取证的违法程度、非法证据的真实性受非法取证影响大小、证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程度便有所不同，因而对其效力应区别对待。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不但不违背上述程序公正优先观念，而且兼顾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平衡，因为无论是“强制排除”抑或“裁量排除”及其各自适用范围，均以立法为依据。
1、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采“无条件排除”原则
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其内容受调取手段影响极大，贝卡利亚指出“在痉挛和痛苦中讲真话并不那么自由，就像从前不依靠作弊而避免烈火于沸水的结局并不那么容易一样……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这时候，犯人的这种回答是自然的……罪犯与无辜者的任何差别，都被意图查明这种差别的同一方式所消灭了。”可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作出虚假的供述。同时，为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应禁止非法言词证据的采用。
2、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此类证据的证明能力原则上持肯定态度，至少是作出较言词证据宽松得多的规定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例如英国对实物证据的效力主要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作出判断，1969年金诉英国案后，法官对实物证据取舍的裁量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德国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所谓“权衡原则”——将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与排除非法证据对实现客观真实的不利影响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两者相较取其轻”。 其实质是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日本在80年代以后，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开始由“发现事实真相”向“以正当程序为中心”转换，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问题的态度亦随之发生改变，日本最高法院指出：“查明事实真相也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也必须使用正当程序。” 但总的来看，日本对非法实物证据并未采取“自动排除”原则。与上述国家不同，美国宪法规定，违反法定搜查、扣押程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一律排除，这就是美国首创的“违法证据排除法则”（ExclusingRule）。其价值取向显然是将蕴含在正当程序之中的涉嫌者的个人隐私权奉为最高的刑事司法准则。
毋庸置疑，与言词证据相比较，实物证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实物证据存在于人脑之外，形成于犯罪被发现之前（而且大多是犯罪行为发生之前或之时），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定型性；其次，实物证据的证明力与获取手段的关联性较弱；再次，与采取刑讯、威胁、引诱的手段获取言词证据相比，非法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较小；最后，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手段往往不具有唯一性。此外，此类证据本身种类较多，其非法取得方式更是千差万别。因此笔者认为，对此类证据的证据能力不宜采取“自动排除”原则，应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基础上，兼顾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同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区别地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作出判定。具体而言，可以从获取手段的违法性程度将此类证据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通信、住宅等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获取的实物性证据，我们称之为“违宪性实物证据”。如未经法定审批程序进行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由此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另一类是 “一般违法性实物证据”或“技术违法性实物证据”，即获取手段仅违反证据立法的某些“细节性”或“技术性”规定，如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时，没有让见证人到场；在扣押物证、书证时，没有开列有关的清单；由于工作疏忽欠缺某种具体手续（如签名、盖章）、据以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不符合法定格式要求等。对上述第一类证据，由于其获取手段的严重违法性，应坚决排除其效力。而对上述第二类证据的效力，在采纳之前持怀疑态度是必要的，但毕竟其手段的违法性较小，而且一般侵害的是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完全可由承办法官综合案件各种因素作出裁量。这些因素至少包括：
（1）、案件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排除非法证据是否有危及国家安全与统一或重大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之虞的。（2）、该证据对本案的重要程度。因为从“孤证不能定案”的一般原理看，一个案件的证据往往不止一个，其重要性程度不同，对其效力排除的慎重程度自然不同。“对定罪证据的排除比对量刑证据的排除、对证明实体事实证据的排除比对证明程序事实证据的排除、对证明法定情节事实证据的排除比对证明酌定情节事实证据的排除等应更为慎重。” （3）、侦控主体的主观过错程度。无论何种非法取证行为，从本质上讲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看，行为主体对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直接决定行为本身的可非难性程度，应酌予区别。（4）、非法取证方式的转换与弥补的客观可能性。侦查人员由于情势紧迫而造成程序上的疏漏（如宣读完法律手续未及时签名或盖章），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轻微，如果欠缺的要件或手续可以及时补足，或进行必要的转换，则可以肯定其证据能力。（5）、非法证据的证明方向。对实物证据的效力判定仍应遵循“有利于被告原则”，如果非法获取的证据可用以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原则上可以采用。（6）、非法证据的可替代性以及重新调取的可能性。就某一案件而言，非法证据可用合法证据替代的或可重新取证获得合法证据的比不可替代或无法重新取证的，在排除时应当持更为严格的态度。
之所以对部分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由法官自由裁量，而不是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规定若干“例外情况”，主要是考虑到此类证据所关涉的各种价值或利益极难量化，对其权衡并最终作出取舍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模糊”的思维过程，绝非数字化的、精确的“方案比较”。
3、对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取的证据的效力应予肯认
作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结果而间接获得的证据，有学者称为“派生证据”或者“第二手证据”， 禁止使用这种证据通常被称为 “毒树之果”规则。 然而该规则一直是人们批判和试图加以改革的对象，其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也愈发突显，为适应犯罪形势的变化和惩治犯罪的需要，最早倡导该规则的美国也不得不对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随后作出了较大的限制，创立了“必然发现的例外” 、“清除污染的例外”或“稀释的例外” 、“独立来源的例外” 。笔者认为，将生物界的规则运用于司法领域是不可取的，而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非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与取证行为的违法性之间仅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关联性较弱，其间不乏偶然性的存在，赋予其证据能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违背“正当程序原则”。
（三）、加快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促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落实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无疑有赖于相关配套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其关键是对“侦”、“控”、“审”三方的行为进行适当地约束、对三方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地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