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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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


铁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
1995年6月16日，铁道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铁路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维护铁路的稳定和社会安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铁路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实行铁路养老保险费用系统统筹的企业全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含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办理退职的人员，下同）。
第三条 铁路企业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全路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多层次的保险体系。
基本养老保险由铁道部代表国家依法强制实施，企业和职工必须参加。
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在部的宏观指导下为职工建立。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职工自愿参加。
第四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参加统筹的全部职工和退休人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挪用。
第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与职工在职时的缴费额和缴费年限挂钩，待遇水平应当以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要与铁路的发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条件
第六条 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凡个人缴费累计满15年，或个人缴费前的连续工龄加个人缴费年限满10年的，均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三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七条 铁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办法。在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方案实施前，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暂按《铁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执行（见附件一）。
第八条 建立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每年7月1日按全部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增长率的40％～80％（特殊情况下，可低于40％）调整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见附件二《铁路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定期调整办法》）。每年具体调整标准和办法，由部根据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支付能力统一制订。
第九条 铁道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制订《关于建立铁路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的指导意见》（另发），企业依据部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实施企业的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第四章 养老保险基金
第十条 铁路设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由铁道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根据部定统筹项目支付范围，按照“以支定筹、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统一征集、调剂和拨付。统筹基金的结余额，除留足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80％左右应用于购买由国家发行的社会保险基金特种定向债券。统筹基金不敷使用时，由同级财政予以支持。
第十一条 企业和职工必须按时足额向铁路社会保险机构（以称简称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职工养老保险卡片。缴费办法由部统一制订（见附件三《铁路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暂行办法》）。
第十二条 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入社会保险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实行专项储存，专款专用。存入银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根据银行的居民存款利率，并参考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计息 ，所得利息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并免征税费。
第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征集、调剂和使用，按部统一制订的《铁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另发）执行。
第十四条 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由各级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筹集和管理。
第十五条 铁道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本着满足实际支出需要和节约的原则提取和拨付管理费。管理费主要用于支付社会保险机构的行政经费和业务活动经费，具体办法由部统一规定。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六条 铁道部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负责审议全路养老保险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指导和监督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营运和管理。委员会主任由部主管领导担任，劳资、人事、财务、计划、审计、休干、工会等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第十七条 铁道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对外称铁道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统一负责全路社会保险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贯彻国家有关养老保险制度的方针、政策；
（二）制订铁路养老保险的改革和发展规则；
（三）拟定铁路养老保险的规定、办法，并组织实施；
（四）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统计和内部审计制度，并监督实施；
（五）负责全路养老保险基金的征集、管理、支付、编制预决算和保值增值；
（六）管理其它社会保险的有关待遇；
（七）指导全路退休人员服务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铁路局（集团公司）、部属总公司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对外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具有代部行使统筹的管理职能，并逐步过渡为铁道部的派出机构，目前暂由各单位代管。其职责是：按照部统一规定，具体负责筹集、管理、上缴和拨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个人养老保险档案；编制养老保险基金预决算；为职工提供查询个人帐户服务；负责其它社会保险待遇的日常业务管理；协助退休管理部门做好退休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各级社会保险机构业务上受上级社会保险机构领导并接受同级审计部门的检查和工会的监督，其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要征得上级社会保险机构的同意。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和财务、会计、审计、监督制度，定期向全路公布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情况和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使用情况，增加透明度，主动接受有关部门和职工群众的监督。
第二十条 各级社会保险机构应按居民身份证号码，建立职工养老保险档案，用于养老保险的申请、查询、审计、基金转移和待遇支付等。
第二十一条 各级社会保险机构有权检查同级和下级单位财务帐目中的工资收入以及离退休费用的提取和支付情况，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凡符合法定条件退休的职工，有权享受本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并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三条 职工有权查询本人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第二十四条 职工到达法定的离退休年龄并符合养老保险条件的，有关部门应即办理退休手续，其养老保险待遇需经同级社会保险机构审核批准后支付。
第二十五条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而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社会保险机构有权拒付养老金，所需费用由原单位负担。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规定侵犯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合法权益，擅自动用养老保险基金的单位或个人，视情节轻重，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责任者以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实行。
附件：一、《铁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
二、《铁路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定期调整办法》
三、《铁路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暂行办法》

附件一：铁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
根据国家提出的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要求，为实行铁路企业职工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奠定基础，并实现新老办法的平稳过渡，结合铁路的实际，特制定铁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列入铁路养老保险费用系统统筹的企业职工。
第二条 离退休（职）人员的月基本养老金，由按部规定计发的基本离退休（职）金、按个人缴费累计额一定比例增发的缴费养老金和按规定发给的津贴、补贴三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
月基本养老金＝按部规定计发的基本离退休（职）金
＋个人缴费累计额×增发比例
＋按规定发给的津贴、补贴
（一）基本离退休（职）金按以上核定的计发基数和规定的计发比例计算。
1．以1985年工资改革套改后本人标准工资为基础，按〔85〕铁劳人字1194号文件规定的工资标准、部有关增资规定和离退休时间计算，至实行岗位技能工资标准前，最多不超过八级（工资改革试点单位的济南铁路局、大桥工程局和贵阳车辆工厂最多不超过七级），低于八级的（上述试点单位低于七级的），按实际增加的级数计算；个别职工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劳模称号并受到奖励晋级的和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地区增资政策的，可分别另加一级。
2．按部的规定实行了岗位技能工资标准的，技能工资最多按增加两个档差计算（上述试点单位最多按增加四个档差计算）。
3．岗位工资按铁劳［1993］125号文件附表8规定的计发标准计算。
4．离休人员按基本离休金计发基数的100％。
5．退休（职）人员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及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计发比例。
（二）缴费养老金依据个人缴费累计额和按缴费年限加缴费前连续工龄确定的比例增发。遇有特殊情况，增发比例由部统一调整。
实施本办法期间内，职工不论在哪个月份到达法定年龄退休，均可按当年12个月缴费，并按个人缴费累计额和规定比例增发缴费养老金。
（三）津贴、补贴包括：
1．铁劳［1988］551号文件规定的补贴。
2．执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含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1994年12月31日以前出台的生活物价补贴和书报、洗理费。
3．按连续工龄（含缴费年限）一年2元给离退休人员建立的年功补贴。
4．1995年部定统筹补贴20元（要用于转化企业负担的养老金）。
5．［65］国物字23号文件规定的粮价补贴、铁财［1992］98号文件规定的房改补贴的20％部分。
第三条 本办法实施后，国家规定的离退休年龄条件不变。
第四条 对本办法实施前获得国家规定可享受养老保险优惠待遇的劳动模范等称号的职工，离退休时仍按规定保留优惠待遇。本办法实施后，职工再获得劳动模范等称号时需给予奖励的，由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或在为其办理补充养老保险时予以优惠，离退休时不另外提高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
第五条 各单位在办理职工离退休（职）手续时，首先要按本规定核准本人基本离退休金计发基数，正确计算基本离退休（职）金、缴费养老金和规定的津、补贴，并填报《铁路离退休（职）人员养老金审批表》，经同级社会保险机构审批后，方可下达通知书。各部属社会保险机构应将本年内离退休人员增减情况汇总，并填报《离退休（职）人员基本养老金增（减）核查表》（计算机软盘）、《离退休（职）人员基本养老金增（减）汇总表》和《离退休（职）人员基本养老金增减审批表》，于翌年1月底前报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审批后，方可按部有关规定列支。
第六条 从1995年1月1日起，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技能工资）增长和标准提高部分，不再作为计发基本离退休金的基数；实施本办法的同时，不再执行劳动部劳险字［1992］15号文件关于增发10％离退休（职）金的规定。若个人缴费养老金低于按二条（一）款核定的基本离退休（职）金与铁劳〔1988〕551号文件规定的补贴之和增发10％离退休（职）金数额时，其低于部分予以补齐。
第七条 实施本办法所需资金，离休人员按部财务部门的有关规定列支；退休（职）人员在统筹基金中列支。
第八条 本办法自1995年7月1日起实行，至实行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之日止。
第九条 本办法由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二：铁路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定期调整办法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铁路的实际情况，为保障铁路离退休人员（包括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办理退职按月领取退职生活费人员，下同）的基本生活，特制定铁路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定期调整办法。
一、从1995年起，根据铁路养老保险费用统筹基金的支付能力，每年7月1日按全路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增长率的40％～80％（特殊情况下可低于40％），对上年度及以前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在部规定的基数上进行调整。调整标准和办法由铁道部统一制定。
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基数的核定
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基数按下列项目和办法核定：
（一）基本离退休金
1．国发［1978］104号文件颁布前离退休的，按国家规定计发的基本离退休金。
2．执行国发［1978］104号文件以前至1985年工资改革前离退休的，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及国家和部有关规定计发的离退休金或退职生活费。
3．参加了1985年工资改革后离退休的，以1985年工资改革套改后的标准工资为基础，按［85］铁劳人字1194号文件规定的工资标准、部有关增资规定和离退休时间计算，至实行岗位技能工资标准前，最多不超过八级（工资改革试点单位的济南铁路局、大桥工程局和贵阳车辆工厂最多不超过七级），低于八级的（上述试点单位低于七级的）按实际增加的级数计算；个别职工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劳模称号并受到奖励晋级的和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地区增资政策的，可分别另加一级。按部规定实行了岗位技能工资标准的，技能工资最多按增加两个档差计算（上述试点单位最多按增加四个档差计算），岗位工资按铁劳［1993］125号文件附表8规定的计发标准计算。计发比例按国家和部有关规定核定。
（二）国家规定增发的离退休金（退职生活费）、补贴。
（三）国家和部规定可列进统筹基金的津贴、补贴。
（四）参照执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含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1994年12月31日前出台的生活物价补贴和快报、洗理费。
（五）按连续工龄（含缴费年限）一年2元给离退休人员建立的年功补贴。
（六）1995年部建立的统筹补贴（要用于转化企业负担的养老金）。
（七）《铁路企业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实行后按规定计发的缴费养老金。
（八）按本办法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并入下次调整基数。
三、部核定的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基数以外部分，为企业负担的养老金，不得列入部的有关费用，可在部每年调整基本养老金时一次或逐步转化。凡未按上述规定核定调整基数的离退休人员，不得列入调整基本养老金的范围。
四、自1995年1月1日起，铁路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待遇，不再执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含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五、定期调整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行逐级审批制度，由各级铁路社会保险机构归口报批。各单位应认真填报《调整离退休（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核查表》（计算机软盘）、《调整离退休（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核查汇总表》、《调整离退休（职）人员基本养老金花名册》（计算机软盘）和《调整离退休（职）人员基本养老金审批表》，一并报部审批后，方可按部有关规定列支。
六、实施本办法所需资金，离休人员按部财务部门的有关规定列支，退休（职）人员在统筹基金中列支。
七、本办法由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三：铁路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暂行办法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结合铁路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缴费范围
铁路企业固定工、劳动合同制职工，均应实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办法。
第二条 缴费基数和比例
（一）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低于用人单位按工资总额下达的个人缴费指标的，按下达的指标为缴费基数。月平均工资应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其中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
（二）自1995年7月1日起，职工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的4％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金额计算到角，角以下四舍五入。个人缴费比例随工资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一般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最高不超过8％，提高比例和执行时间由部统一公布。
（三）职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超过全路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0％的，按全路职工平均工资200％作为个人缴费的基数；低于60％的，按60％缴纳。
（四）职工从办理了离休、退休、退职手续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次月起停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但在实施《铁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期间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不论在哪个有份到达法定年龄退休均可按当年12个月缴费，并按个人累计缴费额和规定比例增发基本养老金。
第三条 缴费管理
（一）收缴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部对各单位以上年工资总额基数进行收缴，各单位应按指标逐级落实到个人，由职工所在单位按月在发放工资时代为收缴，并转入铁路社会保险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机构）在银行开设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户”，纳入铁路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违反规定欠缴、拖缴和挪用。未按规定缴纳的，由社会保险机构强行划缴并收取滞纳金。
（二）各单位要建立《铁路职工养老保险台帐》和《职工养老保险卡片》，及时将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并应尽快实行计算机管理。翌年1月份内，应将上年缴费情况打印卡片交职工本人留存。
第四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转移
（一）职工在铁路企业统筹范围内流动时，只办理职工养老保险卡片的转移手续，不转移基金。
（二）职工离开企业统筹范围的，将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累计金额核转。转移的起始时间，自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之月起计算。
（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由铁路分局、工程处，总公司直属工厂一级及以上单位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办理移交和接收手续。
（四）从路外调入的职工，接收单位应将其按规定数额转移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转移单和手册或卡片一并交上述社会保险机构核准盖章后方可办理接收手续。从已实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调入的职工，未按规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应全部补缴，补缴时间从接收单位实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之月起至调入之月止；补缴基数和比例，应按原单位工资转移单介绍的工资收入及规定比例缴纳，并相应建立养老保险档案。
（五）职工调往不实行个人缴费的单位，不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转移手续，但个人缴费额应返还个人。
第五条 新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军队转业干部和新录用的人员，均从调入或录用当月起，按规定的工资收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并建立养老保险档案。
上述人员从第二年起按正常办法办理。
第六条 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均以本办法为准。
第七条 各单位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八条 本办法由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传统刑事诉讼模式与被害人保护——以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为出发点

杨金强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6级诉讼法2班

摘要：美国的辩诉交易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在设计初时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席，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向其中注入被害人因子，而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和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这一反思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模式 反思

引论
西方主要国家物质层面高速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导致了犯罪率的飙升。为了应对高犯罪率给本国司法体系带来的沉重压力和原有正式审判方式效率的相对低下，各国开始自发地在诉讼制度中引入司法合意因素，以简化原有的诉讼程序，解决司法资源的紧张。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各国在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之一，作为一种代替当事人主义法庭审理的、非正式定罪方式，辩诉交易的基本特征是检察官以降低指控等级、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建议从轻判刑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的有罪答辩，并经法官审查认可后确定被告人的罪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是近30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的新诉讼程序，即由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就认定犯罪、量刑轻重达成协议。起初，协商性司法仅仅适用轻微犯罪，后来逐渐被用于严重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虽然两种制度从产生至今在各自国家一直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在实践中适用范围都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然而，如果深入比较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的话，则会发现它们在程序设计上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失：辩诉交易实际上仅仅是检察官和被告方（通常为辩护人）之间单独进行的秘密交易，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被害人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中，通常由辩护人（代表被告人）同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协商，被害人也不作为协商的主体。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诉讼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却在类似程序的主体设计上同时忽视了被害人，这种表面上的巧合必然反映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而且可能触及许多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

一 辩诉交易与协商性司法中被害人问题之比较
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从整体上考察必然存在诸多异同，此处仅从被害人问题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两者主要的共同点：
1、被害人没有直接参与程序的权利。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检察官直接和辩护人或者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讨论，检察官被当作被害人利益的代表，虽然法律并不当然禁止检察官在启动辩诉交易程序时征询被害人的意见，但是被害人的意见只是作为附带的考虑而并不强制要求检察官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在交易进行过程中，通常检察官并不负有向被害人通报交易情况的义务，检察官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作出各种减轻指控的承诺而不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诉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辩护人约定，以被告人支付金钱为条件，检察官撤销案件；其二，辩护人和检察官约定，被告人可不经由审判程序的审理，而由检察官直接向法院申请处刑命令；其三，在审判程序或者先前的程序中，检察官甚至法官与辩护人进行协商，被告人承认罪行就会被允诺以轻微刑罚作为回报。可见，各种形式都是强调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一般不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直接参与，但是辩护人在协商中妥协的程度一般都得到被告人事先授权，辩护人会将协商情况及时通知被告人，而被害人对协商的影响要明显弱于被告人。
2、被害人权利被侵害时缺乏有效的的救济手段。在美国，除非辩诉交易严重危害社会公益或被告人的利益，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协议一般不会遭到法院的拒绝。由于被害人不能向法院表述自己的意愿，法院在审查辩诉协议时无法获悉被害人的想法与要求，因此难以有效顾及被害人的利益。辩诉交易中一旦出现双方违反程序侵犯被害人利益的行为，被害人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在德国，虽然普遍认为法官负有客观查明案情的义务，不必受协商的约束，但是协商参与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协商的信任，实践中很少发生不遵守协商的情况。在整个协商过程中，被害人无法有效对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形成制约，如果被害人的权益受侵害，更是无法直接阻止协商的进行。
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在辩诉交易的各个环节都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利益诉求也无法传递给程序的参与者，更无法对交易结果施加有效的影响，甚至在涉及被害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不赋予其有效的救济手段。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也没有给被害人直接参与进而影响协商的机会，法律对司法官和辩护人协商的制约以及赋予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手段都极为有限。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辩诉交易相比，协商性司法中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要相对充分一些，德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被害人的利益需求。在特定案件中适用以被害人原谅为前提的协商模式，比如上述协商性司法的第一种形式；或者直接吸纳被害人参与协商，比如特定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德国刑法典》第46a条规定量刑时要考虑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在实体上为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进行和解创造一种可能，程序上的应对表现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a 条，第155b条明确规定法院和检察机关负有以下义务：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要考察这种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而且要使得这种和解更易于实现。另外，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72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并作为附诉人[2] 参加诉讼，支持所提出的诉讼。

二 对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
之所以会在诸如辩诉交易、协商性司法程序中存在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状况，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外，还应当从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上去寻找答案。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伴随着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逐渐被忽视，从最初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具有直接发动权和主导权，到近现代国家垄断对犯罪人的追诉和惩罚，被害人在整个诉讼活动中仅仅成为一个重要的“控方证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而已。难以对警察机构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公诉以及法院的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犯罪人对整个社会秩序侵犯，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年美国学者帕卡所提出的“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这两大刑事诉讼模式，也没有跳出这种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桎梏[3]：那种坚持发现真相、控制犯罪的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权更为便利实现；而那种鼓吹权利保障、正当程序的理念，只不过是遏制国家对被告人合法利益的不当侵害。即便是后来格利费斯提出的“家庭模式”[4]也只是针对帕卡“国家和被告人间为敌对关系”的弊端，以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为喻，强调国家与被告人间的和谐关系，当然也没有跳出上述模式。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作为被告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被害人的自身权益首先表现为个体利益，然后才在本质上提升为社会利益，其权利要求并不能被国家公诉当然地完全地包容。很显然，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导致被害人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主体地位被忽视，加之被害人独立的权利请求没有正规的诉求渠道，从而使被害人遭受犯罪人“第一次侵害”后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制度的缺失而受到“第二次伤害”，相对于犯罪人的侵害，这种制度的侵害可能是更加致命的，因为被害人相信制度是公正的并且对其充满了期望。
通过对上述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为了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地保障，有必要在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中纳入被害人这一个重要因子，形成“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关于这种模式，需要说明的以下几点：1、这种模式并不是要恢复人类社会早期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指控模式，只是为法律保护被害人利益提供一种比传统两造模式更加便利并且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使得法律在关注被告人权益的同时，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供更多地参与机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以实现自己的利益；2、这种模式不是对传统“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两造模式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内部自我完善，被告人毫无疑问仍然是三方关系中的核心，对被告人的国家追诉以及人权保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要继续坚持，只是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被害人利益保障，同时国家应当定位在帮助而不是代替被害人参与诉讼寻求心理康复和争取经济赔偿；3、这一模式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可适用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审判程序强调在中立法官的主导下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和作为辩方的被告人之间的博弈，此时被害人利益诉求更多通过法官查明案情职责以及检察官客观义务得以实现，而在审判前程序中，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被害人和被告人更容易直接对抗与合作，所以，这一新的诉讼模式集中体现在诸如刑事和解、协商性司法等审判替代性措施里面。

三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诉讼的具体实践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与上述想法不谋而合。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5]恢复性司法之所以能够兴起，肯定有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对传统司法模式无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一种回应。恢复性司法要求刑事诉讼法中任何权利的设定都不应仅仅关注单方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更应着眼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而非仅仅是被告人与国家之间的和睦与安宁，要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中实现平衡。以德国为例，该国传统上要求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以及经济补偿，但这种保护状况对于被害人显得不够完善，在恢复性司法思潮的影响下，1986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大幅度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权利，使得被害人由单纯的程序客体转变为积极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要求司法机关方便被害人和犯罪人和解程序的实现，2004年出台《被害人权利改革法》，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6]。在美国，“恢复性司法这一概念使得被害人成为一个中心角色，所以其支持者认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同时与以前使用的一些方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对发展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模式。”[7]
1996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被害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当事人地位”，但法律在设定权利时仍是仅仅基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结构，并未将被害人利益保护上升到足够高度来看待，致使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倘若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则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如被害人对公诉程序的参与、被害人在自诉程序中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损害赔偿程序的完善。在我国既有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刑事和解最能凸显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制度。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被害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刑事诉讼的舞台，和被告人一起参与刑事和解的进程并实际影响诉讼的实体结局，国家司法机关对双方达成的和解起强化和保障作用。作为该程序核心环节的和解协议就是在被害人参与甚至主导下双方协商达成的，被告人要想获得期待的处理结果,就必须向被害方进行发自内心的并且为被害人所满意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并保证给予迅速的履行，求得被害人的原谅以至双方达成和解的“合意”， 而这种“合意”又将作为司法机关做出非刑事化的处理或者采取较为轻缓的刑事处理的依据，使得被害人的意见真正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高度尊重。可见，相对于传统两造模式下的诉讼程序，刑事和解使被害人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程序主体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模式的具体实践，尽管其正当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在整体上该制度明显有利于被害人遭受犯罪后心理的康复和物质的补偿。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涉及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改革努力中，还没有任何一种能比刑事和解制度更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8]

结语
刑事和解和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虽然存在着源头差异[9]，但在被害人利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交汇，可见，对传统两造结构诉讼模式的反思在中西方具有普遍性，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可以吸收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经验；同时，刑事和解与同样作为审判替代性措施的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他们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先天缺陷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完善也具有警示作用。将一切现存的刑事诉讼原则和主义都奉为永恒真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至少对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而言，建立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上的诉讼模式明显更胜于传统的两造模式。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辩诉交易已经取代正式审判成为美国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程序，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美国辩诉交易的适用比例在90%以上；据估计目前德国20%到30%的刑事案件都进行过协商，社会普遍认为未来这种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参见[德]约阿希姆 赫尔曼著，程雷译：《国外刑事法制协商性司法——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2期。
[2]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 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 参见[美]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7]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8]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9] 参见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