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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洪碧华
[摘要]：我国过去对陪审制度重视不够，导致人民陪审员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为此，本文阐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分析陪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索具体完善的对策。目的在于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个宪法的依据，使司法改革与司法民主化能在宪法的轨道内健康有序地进行。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人民陪审员法》，规范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 作用 问题 措施
陪审制度源自古希腊，为中世纪欧洲少数封建国家所继承，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被英美两国加以发扬光大。我国引进人民陪审员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2005年5月1日开始实施。《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我国陪审制度产生重要影响。笔者曾担任过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参与审理过多起杀人、强奸、盗窃、抢劫、诈骗等刑事案件。现就本人陪审经历，谈谈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分析陪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索改革和完善的具体措施。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1、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程序，并由其行使一定司法职能的制度。目的在于扩大司法民主，以普通民众参与行使审判权的形式，实现公民对审判权的分享与监督。让群众参与案件审理，体现政治民主与司法公正、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例如，近年来，漳州作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第三大聚集区，共有台资企业2000多家，台商9万多人。为了维护台商合法权益，漳州市各县区法院普遍成立涉台审判庭，聘请台商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活动，并通过他们宣传大陆法制，这有利于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
2、陪审制度改变了专业法官垄断司法权的现状，由于人民陪审员的社会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社会道德等方面分析案情，反映民意，能够消除双方当事人的怀疑和顾虑，减少法官与公众的隔阂，增加公众的对司法的认同感，缓解目前法院案多人少的工作压力，切实维护审判的中立与公正。
3、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审判，分享法官的审判权，并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进行制约，从而减少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陪审员不依赖司法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也没有必要为职务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法官先入为主的内心确信与偏见，有利于遏制办人情案、关系案等偏私现象的发生。陪审制度通过权力的分割和制衡来监督司法权，以确保司法公正。
4、给予当事人充分选择陪审的权利，由于审判组织形式是当事人选择的结果，当事人就有理由相信整个审判过程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公正的，对判决的结果就会容易接受，进而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并会更加自觉地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判，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立法上存在缺陷
陪审制度作为一项民主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现行宪法并未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有的法律依据中，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陪审制度的表述不一致且较为零散，《决定》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太过原则。由于缺乏实践操作性，以致各地对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举、职责、权利、义务、管理、培训等不甚一致。因此，立法不足影响着陪审制度的正常运行。
2、陪审员的人数普遍偏少、相对固定化
《决定》第八条规定：陪审员一般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该条规定对担任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限制较为严格，把一些德高望重的农村长者排除在外。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该是公民普遍应当享有的权利，就如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样，而不应该重重限制层层挑选。此外，社会各界对人民陪审制度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对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了解不足。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名额偏少，社会代表性不强的现状。如果人民陪审员限制在少数人范围内且较为固定必然影响其价值的发挥，一人陪审过多，就会使其成为“编外法官”，从而失去了这项制度的群众性。实践中，由于陪审员人数不多，无法再进行分类，选择的范围很局限、狭小，故采取直接指定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判的做法，或者出于方便工作考虑将陪审任务交给固定的少数的积极性较高的人民陪审员，这样，既有违《决定》第十四条之规定：“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来确定。”也让一部分人民陪审员成为常任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变相的成为半职业化法官，让人民陪审员制度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3、陪审案件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决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这一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社会影响较大不容易准确理解和把握。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法院一般都会比较慎重。其次，未对当事人申请期间及其程序等作出规定。如在开庭通知当中没有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权利，有很多当事人实际上也不知道还有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权利，导致该制度在实践层面被弱化，甚至成为一种制度摆设。再次，当事人可以要求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是否也可以拒绝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如果符合陪审条件案件的当事人要求采用陪审的方式进行审理，法院是不是有权拒绝？《决定》均没有规定，实践中各种做法都有。这导致了实践中哪些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参审不好掌握，以至于有的法院仅仅将人民陪审员作为一种审判力量不足时的补充，甚至作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使用。人民陪审员制度名存实亡，或者造成审判实践中运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混乱，不能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4、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
《决定》中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但未加以具体的区分。对于确定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应当做好哪些庭前准备工作，在案件的审理、评议、裁判等阶段又有哪些详细的职责规定，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使陪审员制度在运作中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保障。正是由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中对于自己的职权与义务不够了解，对于其如何发挥在审判中的作用更是心中没谱，所以实践中，个别陪审员一般不阅卷，也不作调查，对案情一无所知，庭审中也只是静坐（甚至打瞌睡），始终一言不发，出现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违背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有些人把陪审员当作一种炫耀，没有专心认真办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决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这要求人民陪审员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现实中，人民陪审员来自于民众，来源广泛又相对具有代表性，但是一般缺乏法律专业知识，也不可能达到职业法官的业务技能和要求。在认定案件事实上，难免出现不正当的甚至是错误的裁判。故陪审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享有的权利既要具体详述又不可能与法官完全一致。西方陪审团和法官分别行使事实审和法律审，而我国人民陪审员则是全程参与。
5、对陪审员的监督管理措施不健全
现行法律（包括《决定》）尚未对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纪律及责任追究作出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奖罚不明。在管理制度上，各地法院对于陪审员的管理职责、考核评价、使用、奖励、补贴等制度做法不同；缺乏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具体规则。人民陪审员的称谓对一些人来说仅仅成了一种荣誉。一些陪审员不注重自己素养，有些女陪审员服饰穿得过于花俏，影响法庭严肃性，有些陪审员不按时出庭、开庭时不注意法庭秩序，更有甚者有些陪审员泄露审判秘密，影响案件的审理，而《决定》没有规定相关的惩罚规定。对于人民陪审员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仅凭感情判案，出现错案，《决定》对人民陪审员也缺乏责任追究机制。由于管理不完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就不能保证案件质量，缺乏奖励与惩罚就不能促使人民陪审员加强学习，注意形象。
6、陪审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经费问题。《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第十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须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实践中，陪审员的补助微乎其微，笔者每参与审理一个案件，从阅卷—开庭---评议，几天工作才补贴10元，而帮他人写份诉状至少也有50元。报酬难以保证，陪审工作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其次，是时间问题。许多陪审员都是身兼数职，一般都有一份除了陪审员之外的本职工作，这样在时间上就很难保证陪审工作的正常开展，陪审的质量也就可以想象。有的陪审员来去匆匆，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法院了解案件的情况，有时连开庭及合议的时间也难以保证。
三、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措施
1、从立法上统一规范陪审制度
由于我国宪法对陪审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导致陪审制度得不到足够重视。往往是随着人民法院的需要而出现，随着法院不需要而消失。因此有必要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宪法规范加以规定，应当在宪法中恢复确立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了宪法的依据。明确规定公民可以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同时制定专门《人民陪审员法》，对涉及到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使陪审制度落到实处。
2、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连任机制
对人民陪审员选任，要制定科学的选任程序，明确选任标准，把道德标准、社会阅历、文化法律素养等作为选任的重要内容。但在农村地区，可以适当放宽条件。陪审员的选任究竟要实行“大众化”？还是“精英化”？理论界观点不一。有的认为，人民陪审员应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代表性。代表一定的阶层或群体,可采取个人报名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建立符合陪审员资格的人员花名册，随机抽选。从而扩大陪审人员的社会面，使更多的人获得参与审判活动的机会。美国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包括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毕竟审判是很专业的活动，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而且人命关天！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所以笔者比较赞成“精英化”观点。
另外，《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但对连任未作规定。笔者认为，陪审员任期宜短不宜长，不可连任；或借鉴宪法的规定，连任不超过两届。人大代表不适宜担任陪审员。这样可以扩大民众参与度，让更多的人获得陪审机会，也减少陪审时间，限制任期内参审的次数，不至于影响本职工作，而且让陪审员保持对审判活动有新鲜感，从而增强工作的责任心。
3、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
人民陪审员应享有的权利主要有：①参与审判权②调解权③监督权④职业保障权等。人民陪审员承担的义务有①遵守审判纪律②保守审判秘密③依法履行职务④按时出庭等。
5、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机制及责任追究制度
实践中可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如人民陪审员办公室，辅助人大从事人民陪审员审批工作，监管法院聘任陪审员，保障陪审员的经费补助，监督陪审员参审权利的使用。专管机构还可以定期举行专业性较强的培训活动，规范对陪审员的教育，在减轻了法院培训负担的同时也增强了陪审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使整个陪审员管理模式驶入正规化轨道。
　　明确陪审员职责与奖惩制度，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强化业务培训，让陪审员们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积累丰富审判经验，能够参与到更多的案件审理当中，充分表达出合法、公正的人民意愿负责对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进行综合测评。一方面，对陪审员的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审判纪律和审判作风等情况进行考核，对表现突出的，应采取适当方法予以表彰奖励。另一方面，对于故意不履行陪审义务的公民，应给予相应的惩罚，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审判活动的，长期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可免除其职务，并且也可参照国外的经验，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对其在审理案件中违法违纪应确立和审判员同样的惩处标准，这方面可以参照《法官法》的规定作出具体规范。
6、其他方面的完善措施
一是人民陪审员的误工补助必须严格依法落实。应强化财政的保障，制定较高的标准，经费的来源应由同级财政部门专款拨付，按时足额发放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和参与案件审理的补助及交通、就餐等费用，确保人民陪审员的经济利益，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二是法院要加强与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的沟通、协调，争取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对陪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在时间、待遇上给予充分的保障。三是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案件时应当统一着装。由于在我国人民陪审员被称为是“不穿法袍的法官”，且人民陪审员来自于普通公民，可专门配发有别于法官制服的人民陪审员服装。这样，有利于为维护司法形象和庭审的严肃性。四是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扬人民陪审员中的先进典型，将有陪审员参加的案件带入群众中去，呼唤全社会对陪审制度、陪审员的认可，提高社会各界对人民陪审员的认知程度，吸收更多的普通公民参与到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来。
总之，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是我国推进司法改革、弘扬民主价值观念及宪政建设的重要举措。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人民陪审员制度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并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其应有优越性，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
1、 蒋惠岭：《论陪审制度的改革》，载《人民司法》1995年第6期。
2、 钱贵：《人民陪审员的大众化的原因》，载于《法律图书馆》网站www.law.com [EB/OL]2008-08-22//2010-11-09.
3、 王胜宇：《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载于《法律图书馆》网站www.law.com [EB/OL]2008-06-24//2010-11-07.
4、 廖永安 李旭：《 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评价》，原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0月17日。
5、 申君贵：《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思考》，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第14页。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当前，司法公信力要获得提升，当务之急是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司法运作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权威上重树司法机关和法官形象，在司法腐败的遏制上斩草除根，在司法公正上取信于民。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思维，才能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树立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实现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司法权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司法裁决的权威性的普遍接受，即取决于司法公信力，而不只是简单的强制力。司法公信力与司法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认为，司法的特点有几个方面：
　　首先，司法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实施法律的专门活动，具有国家权威性。在中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其次，司法是司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法律的活动，具有国家强制性。再次，司法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活动，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及合法性。最后，司法必须有表明法的适用结果的法律文书如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决定书等。从上述特点出发，不难定义，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通过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作出表明法的适用结果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后，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及社会公众对此的认可度和认同度。从实践来看，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性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社会对司法的认可度和认同度越高，司法公信力就越高；司法公信力越高，司法权威性就越高。反之亦然。
　　因此，探讨司法公信力，必须立足于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分析动摇司法公信力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准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途径。
　　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
　　首先，司法公信力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坚持以人为本、确立科学发展观、实行依法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统一，既是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的科学内涵，又是指导现代化建设的系统理论和战略原则。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诚信友爱的社会、安定有序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遵守法律，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思想基础和政治条件。司法公信力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
　其次，司法公信力是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条件。随着全民族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待各种社会纷争的解决更加理性，更加注重主要依靠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解决社会矛盾。大量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的主要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进入司法诉讼领域。因此，司法公信力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正因如此，全国政法机关为了适应现阶段形势要求，正在本系统内集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强化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司法理念，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必将成为政法机关转变司法观念、推动司法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力量源泉。法治社会需要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司法和法律服务群体，司法机关应当成为法律服务的模范。司法机关不应仅靠权力的支撑来树立权威，而是要通过司法的公开性、公正性、说理性和司法工作者的文明民主作风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和公信力。坚持司法为民，提高司法公信力，是衡量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重要尺度，也是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条件。
再次，社会心理和法律意识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唯有法治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宁和秩序，这已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当法律规则受到普遍遵守，违反这些规则将导致惩罚、行为无效以及国家给予的其他不利影响时，安宁和秩序方能存在.如果让违法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将自力寻求救济，安宁和秩序将不复存在。为了实现安宁与秩序，政府必须制定法律以减少不公正，并建立一套适用这些法律的机构以纠正不公正现象。法官在解决纠纷作出判决时必须以强制力为后盾，因为判决书中那些强硬的措辞自身并不是一种权力。法院的权威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判决的权威性的普遍接受。如果社会公认这一点，即自由——不仅仅是安宁和秩序，而且是自由——依赖于实施法治，而法院正是法治的最终捍卫者，那么，社会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就已经形成，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也就已经树立。因此，社会心理和法律意识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标准。
　二、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独立是重要因素
（一）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宪法原则，它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性自治状态，其核心是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干扰。司法独立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为组织上的独立，即法院整体的独立；二为裁判的独立，即法官个人的独立。在现代各国，一般不存在司法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仅仅涉及司法独立的程度问题。司法独立的实质是具有司法独立人格的法官的独立。关于法官的独立，关键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法官的保障机制。“当前，探索、研究和构建法官保障机制，有利于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有利于推进法院职业化建设，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法官保障机制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如下制度的设置和完善之中：一是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要培养法官的独立的人格，必须从制度上为法官独立人格的形成提供外在的条件，这就有必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比如要建立法官选任制度；改变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健全法官的保障制度；实行法官定期交流制度；确立法官自律制度等等。二是要落实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制度。我国《法官法》第38条中有对法官予以辞退的规定，这是法官应具有较强的政治、业务素质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对法官的辞退很难落实，鉴于法官法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法官身份取消程序或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而法官罢免、辞退措施混同于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措施，没有考虑到法官职业特点的情况。因此，应当从制度上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特定化，法官身份取消和辞退法定化。从而以疏通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渠道，保证法官的高素质。三是要废除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制度。使法官真正实现相互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独立，消除法官的身份制和单位制。这就要求将法院的整体职能进行恰当分化，将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和不行使审判权的行政管理人员分离开来。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在法律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而不应当按行政级别人为地将法官分为三六九等。否则法官的独立地位就得不到保证。
　　提高司法公信力，公平正义是重要的价值取向。
　　司法的公信力有两项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一是要有制订良好的法律，即是公序良法；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即使公众推崇和信仰。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价值取向。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关于公平正义，当代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为“过程公正论”或“程序公正论”，主张司法的公正主要是司法过程的公正，即“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则为“结果公正论”，即体现着对结果而非过程的公正追求。其实，从深层次讲，上述两种不同的公平正义观的分歧主要源于民族意识、法的渊源乃至最终哲学认识论上的不同。客观来说，无论“过程公正论”还是“结果公正论”都各有千秋、利弊共存。英美法系“过程公正型”司法在程序过程本身的正当性方面倾注了较多的心力，但其实践模式往往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结果虚无主义”。大陆法系“结果公正型”司法虽然也要求程序过程的建构应符合公正的精神，但大都是在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意义上提出并加以落实的，因而实践中常常出现在查明真相旗号下扭曲司法过程的现象。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为了防止司法专断并方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结果的有效推断，从而维护稳定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必须缘法而裁判。这就要求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根据现有的法律，必须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得以最佳地融合，必须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当前，在社会结构变动加快，利益关系多元，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司法公信力已十分脆弱的情况下，法官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法律给予必要的创造性的适用。也就是说，法官应在坚持依法、及时、合理的前提下，采用司法、教育、协调、调解等方法，逐步建立并从司法执法活动中保障社会公众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从而使司法真正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从而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权威化，以此来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是重要权威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司法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司法制度才能建立。如果法律制度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建树司法权威为核心才能提高司法公信。我们以往比较多的观点是强调司法权威的建立应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认为只要法官做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就自然树立起来了，法官权威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展，也培养了许多法律人才，但随着法制的强化，却出现了司法权威弱化的局面。“法不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生命的力量”.因为，案件总是具有相对性，永远无法达到绝对公正，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而从司法稳定社会秩序的终极目的来看，让受众感受不可抗拒、不可侵犯的司法尊严和神圣，因而引发促使其内心服从的力量，正是司法所需的。可以说，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现代司法的核心就是营造司法权威，取得公众对司法的公信，因此，司法权威特别是法官权威是最重要的权威。
　　（四）提高司法公信力，遏制司法腐败是重要保证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确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从, 必须首先做好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权力治理工作。而权力治理的关键是规范法官行为，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当前，我们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的发生呢？我们知道，“教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也同样有不执行的问题。这就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问题。强有力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防线”.针对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2005年11月颁布实施的《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该规范以法官法、公务员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依据，是新中国人民法院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关于法官行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它基本涵盖了法官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司法行为的各个方面。现在制度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监督执行，狠抓规范的落实。而要狠抓落实，就要“欢迎社会公众以‘规范'的具体内容为标准，认真考量法官的业内外行为，得出事实求是的评价，增进维护司法权威的社会共识”。各级人民法院也应“从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抓起，力争通过二至三年的努力，使法官的行为和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使人民群众满意”。总之，我们要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除要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把“入口”关、强化教育关、过好考核关、疏通“出口”关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和构建监督的落实机制、惩处机制、激励机制。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的实际，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就一定能遏制住司法腐败,树立起司法诚信，并使公众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和感受到法官司法公信的力量。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国内学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还没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公信力测量体系。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法官法》 《法官行为规范（试行）》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