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0年第4号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4 19:19:20 浏览:9327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0年第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0年第4号
商务部令2010年第4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规章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0]28号）要求，2010年12月6日经商务部第44次部务会议审议，商务部决定废止《关于出口商品主动配额管理暂行规定》，宣布《厂丝出口计划配额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失效。
附件：1.商务部决定废止的部门规章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含文号） 发布单位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关于出口商品主动配额管理暂行规定（［1995］外经贸管发第241号）（注：同一文号发布的《关于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主动配额管理暂行规定》仍为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 外经贸部 1995年4月11日 1995年4月11日
2.商务部决定宣布失效的部门规章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含文号） 发布单位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厂丝出口计划配额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外经贸管发[1996]第735号） 外经贸部 1996年10月18日 1996年10月18日
部长：陈德铭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论我国《海商法》调整下的危险货物运输
─对第68条的理解和修改建议
刘长兵*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海商法》对运输危险货物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68条两款的含义及其差别，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关键词】危险的 通知 知道 同意
对于海上运输的危险货物，国际海事组织(IMO)颁布了《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其中规定：“凡具有燃烧、爆炸、腐蚀、有毒放射性的或其它危险性质，在运输、装卸、保管过程中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船货损害的物质，均为危险货物”。这一规则对于危险货物的分类、特性、装运注意事项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已被国际航运界普遍遵守。我国从1982年10月1日起在国际航线上(包括港口装卸)开始执行这套规则，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对危险货物的处理和运输等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特别的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对危险货物国际运输方面(根据该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第四章不适用于国内货物运输)在第四章的第(二)、(三)节的作出了相关规定，第68条是专门的规定。
一、第68条第1款
第68条由两款组成。第1款规定：“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应当依照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并将其正式名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托运人未通知或者通知有误的，承运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情况需要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托运人对承运人因运输此类货物所受到的损害，应当负赔偿责任”。从本款可以看出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时有以下三项义务：(1)依照有关海上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2)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3)将危险品的名称和性质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对第(1) 项义务中“有关的海上运输的规定”，本法并不明确。这里的第(2)项义务实际上是为了引起所有从事货物处理的人(除承运人外还有港口、装卸公司等)的注意,相当于一种公示，比第(3)项中的通知的对象范围更广一些。对托运人来说，最关键的是第(3)项义务中对通知方面的特别要求：要采取书面形式，非书面的如口头通知等不行；内容是危险货物的正式名称和性质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的措施，要求完整而且真实。托运人只有严格遵循了通知的形式和内容才算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否则，承运人就可以在不限制时间(包括在危险发生前)，不限制地点(包括在运输途中)的情况下对货物进行处理：卸下、销毁等使之不能为害， 而不负赔偿责任(这里称之为处分货物特权)， 而且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可向托运人索赔。
第68条的制定参照了1992年生效的《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该公约与第1款相对应的规定即第13条中第2款规定托运人对“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的措施”在“必要”时才通知承运人(顺便应提及的是：把第13条第2款中包含“…if necessary…”的文句翻译成“…把货物的危险性质和必要时的预防措施告诉…”是不符合原意的)。本款规定了这项内容也要一起告知。相比承运人而言，托运人往往与具有这类货物的相关知识的生产商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规定由他把这种预防措施一起告诉承运人，是可行的；同时对于防止危害的发生也是必需而且重要的。还避免了有关"必要的"的认定所引起的纠纷。
从本款的条文本身来看，只要托运人违反第(3)项义务承运人就有处分货物特权，不问他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1)、(2)项义务。《汉堡规则》第13条没有规定托运人违反第(1)、(2)项义务时的责任，把它留给了各国国内法。《海商法》在这里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托运人由于违反了这两项义务而给从事货物处理的人造成损害，肯定是要负相应赔偿责任的。托运人还应该注意：如果由于他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时还使承运人之外第三方遭受损失，承运人最终也不负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由第三人自己承担而只能是由托运人赔偿。但有一点却值得承运人留意：本款中承运人享有这项特权还有一个限制即“根据情况需要”，也就是说即使托运人没有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承运人也不能随便处分货物；他必须在情况允许特别是在实际危险尚未发生时做到尽力维护托运人的利益。如果承运人恣意行使法律赋予他的这项权利就有可能被认定有过错而影响他与托运人之间事后的责任划分和索赔关系。
二、第2款的含义及其与第1款的区别
第2款规定：“承运人知道危险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仍然可以在该项货物对于船舶、人员或者其他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本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依此规定，承运人在已知道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情况下，仍然有处分货物特权。但相对第1款而言,承运人只能在该项货物对船舶、人员或其它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利，目的是消除已存在的危险和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而第1款中承运人的这项权利不以危险实际发生为条件，目的只是为了尽量避免危险的产生。另外，第1款中承运人自己的损失可以向托运人索赔，对第三方的损失承运人也最终不负责任，而在本款中依最后的但书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承运人可能承担自己的损失或赔偿第三方的损失(下文另有论述)。但承运人引用第1款的前提是“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与第2款相比，一般来说，这一前提意味着承运人在装运时不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且更谈不上同意装运(从客观上讲事故往往产生在装运后，如果承运人主观上知道而没有反对并接受了货物即为同意)。如果不符合这一前提即托运人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对承运人还是适用第2款，即使他没能履行第(1)、(2)项义务。这只是从逻辑上对条文本身作出的推论。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托运人已将货物的危险特性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告知承运人，而只是由于一时疏忽而未在货物本身上表示出来。这种情况下也允许承运人享有此项特权就未免显失公平了。但是如果即使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承运人实际上在当时又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时该适用哪一款呢？实务中产生纠纷往往是与承运人行使了这项处分货物特权并总是主张适用第1款有关。由于危险货物的运费比一般货物要高，不排除承运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接受货物而在事故发生后又主张自己当时不知道的情况。笔者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生搬硬用第1款字面上的规定，既损害了托运人的正当利益，又放纵了承运人的投机取巧的行为，这就破坏了承托双方之间在法律上的利益平衡。依此来看，第1款与第2款的真正区别应该不是托运人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而在于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所以第2款规定的“…承运人知道…”中的“知道”还应该包括“应该知道”，这样解释更符合本条的立法原意。当托运人未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如何推断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呢？对此可以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后采取的管货措施和他应该采取的管货措施的差别这一角度来分析：
①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中所描述的货物就是不适当的，则承运人应该知道货物的性质而未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来说就是有过错；
②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所描述的货物(例如原油)是适当的，对于实际载运的货物(例如处于丁烷状态的原油)也是适当的，那么承运人对货物的特性是知道的；
这两种情况下托运人可以主张适用第68条第2款。
③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中所描述的货物是适当的,但对于实际载运的货物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某一特定的货物引起的危险在程度上甚至种类上与承运人依据运输合同中对该货物的说明就会知道的那种危险竞大相径庭，此时就不能说承运人已经知道了货物的危险特性。
总之，如果依据承运人的种种行为不能合理地推断出承运人已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以及如果不能合理地推断合同中关于货物的说明足以使承运人采取非常的措施，那么就要适用第1款的规定。
实务中即使出现承托双方都不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的情况(如一堆废钢铁中有一枚炸弹)，托运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总的来看，托运人对承运人能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并能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承担着一种默示担保责任，而且是一种无过失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通知或通知有误，托运人都要承担责任，不管他及其代理有无过错。
第2款中最后一句(但书)规定“本款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其意思是当危险货物对船舶、人员或其它货物构成实际危险，船方采取一定措施，如果构成共同海损时，必须在各受益方之间进行分摊。共同海损的成立要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①船舶、货物和其它财产面临共同危险；就这一条而言，危险货物发生危险时要对船舶和其它货物或财产同时产生危险或有威胁，如果只是对其它货物有威胁或者只是危险货物本身受损而不影响船舶，就不满足此要件；②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意并且合理的；对于承运人在危险已发生时采取的措施，本款也没有第1款中的“根据情况需要”的限制。但判断情况紧急下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只能依当时的情况而论，而且不合理的措施所导致的可以不考虑分摊；③所作出的牺牲和费用是特别的；④采取的措施有效果。其实根据《海商法》第197条的规定也可以推出：不管托运人是否履行上述三项义务，只要承运人知道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托运人都有权要求进行共同海损分摊。因为承运人既然同意装运，他也得到相应的利益（如高运费），他应该预见到因此带来的风险并承担这种风险。但是，进行共同海损的分摊并不意味着分摊方最终要会承担责任。如果共同危险的发生是由于某一方的过失造成的，非过失方可以拒绝分摊或在分摊之后向过失方追偿。对托运人来说，只要他正确地履行了那三项义务，即使危险正是由于危险货物本身引起，也不能被认定他有这里所说的过失。实际上这里的但书也主要是强调非托运方所负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如果承运人有过错但又能免责时各受益方只能进行共同海损的最终分摊，而当其不能免责时他要承担自己的损失，非过失方可对承运人的分摊要求进行抗辩或在分摊后向承运人追偿。
三、涉及实际承运人时
本条没有提到实际承运人，但根据第四章第(二)节有关承运人的责任的规定，特别是第61条“本章对承运人的规定,适用实际承运人…”的条文中可以看出：当实际承运人从事危险货物运输时：(1)如果承运人已得到托运人的正确通知但没有将此转达实际承运人或转达有误，此时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等同于承运人。也就是说只要承运人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并同意装运，无论实际承运人是否也知情，对他都只能适用第68条第2款的规定。至于实际承运人因此遭受损失则在他与承运人之间进行解决；(2)如果承运人事实上不知道或不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应适用第1款的规定，一般来说对实际承运人也应该适用这一款。但托运人如果能举证证明实际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知道或应该知道其危险特性，则实际承运人的权利义务应适用第68条第2款而不是第1款的规定。
四、涉及租船运输时
在租船合同下，一般出租方都明确要求不准装运危险货物。如果承租方没有征得出租人同意而擅自装运危险货物，又分两种情况：(1)出租人作为承运人时可以适用第68条第1款的规定；(2)出租人作为实际承运人时根据上一段的分析而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当然合同有其它相反规定时，依其规定。
五、结束语
危险货物的海上运输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并带来复杂的纠纷，因此相关法律应尽可能地对此作出合理而全面的规定。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第68条虽然对危险货物的海上运输作出了规定，也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对第1款中“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有必要(至少是在司法解释中)作出明确的界定；条文中对承托双方并没有明确是否包括其代理人，而实务中代理现象相当普遍；对于托运人违反第(1)、(2)项义务时也没有作出相应的制裁规定以及缺乏对实际承运人的规定等等。《海商法》制订过程中参照了其他国家的法律和相关的国际公约，第68条的有的条文就来自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相关规定。这种博采众长的作法的确有必要，但是如果不注重被借鉴的条文用语的特有含义和其中的内在联系，有时就会适得其反。这是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受到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樱井玲二著、张既义译《汉堡规则的成立及条文解释》，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4
2．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3．William Tetley著、张永坚译《海上货物索赔》，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The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under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standing and revising suggestion for the No 68 clause
Liu Changbing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ssay explains the relating regulations of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 of two paragraphs under Article68 and based on the above some points for improving it have also been put forward .
Key words: dangerous notice know agree
* 上海海运学院国航系98级研究生
摘要
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利用法院的错误判决，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近些年，诉讼诈骗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严重扰乱了国家审判活动。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行为一直在讨论不休，其中以把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呼声最高，另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则建议将诉讼诈骗行为归于伪证罪等罪名。本文直接将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主流观点在犯罪构成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罪名的区别。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现行刑法典对诉讼诈骗行为没有配套的罪名，本人建议就诉讼诈骗行为设立相应的法律罪名。
【关键词】 诉讼诈骗 诈骗罪 敲诈勒索
一、诉讼诈骗的界定
在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部分学者称其为诉讼欺诈，那这两者者是否一致呢？本文先明确二者的区别。
诈骗是刑法界的通行解释，应当理解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在此我们看到，意图占有他人的非财产性利益或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行为应排除。欺诈，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存在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规定，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区别，欺诈的范围要比诈骗的范围更为宽泛。
二、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刑法理论界，部分刑法学者认为诉讼诈骗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
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符
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必须要包括以下几点：行为人须实施诈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骗者基于行为人的欺骗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这里的被骗者须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被骗者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根据上述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我们看到诉讼诈骗行为人利用伪证或虚构事实等骗术欺骗法院法官，法官因错误认识产生错误判断，继而做出错误判决，造成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诉讼诈骗行为人或者第三人获得非法利益。
根据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地位及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享有处分权，那么在整个案件中，法院既是受骗者又是财产处分者，虽然受骗人与受害人并非同一人，但诈骗犯罪构成中也没要求受骗人与受害人是同一人，它只是要求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诉讼诈骗与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都是吻合的，那么诉讼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二）诉讼诈骗行为不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1、法院没有财产处分权
何为处分权？刑法中的处分权并不限于民法中作为所有权的权能，如果是基于某种事实处于占有财物的场合，那么也拥有处分权，例如甲冒充是乙的委托人前往丙出取走乙存在丙处的财物，丙将财物交给甲时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并不拥有所有权，但甲的行为足已构成诈骗罪，所以丙对乙财物的保管占有也构成处分权职能要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骗人既没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也没有实际占有的情况，那么受骗人要想拥有处分权，一般得有法律上的处分权限，比如说受骗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代理、行纪或者是职务关系，在票据诈骗或者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罪犯行为人通过做假等手段欺骗银行，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储户的财物，犯罪过程与诉讼诈骗类似，但这类犯罪存在与诉讼诈骗明显有差异，在票据或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受害人与受骗人银行存在信任与委托关系，被害人把财产交付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代为履行保管和处分职责，双方会签署相应的协议，存在法律上的约定关系，故金融机构拥有对受害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这里可以看出，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如果没有相关权利作为前提，那么处分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在诉讼诈骗中，显然，法院对财物没有相关的所有权，对财物也不存在占有的情况，那么法院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保管、代理等法律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法院对受害人财产的处分权没有来源，那该处分权也不应该拥有。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应该用执行一词更切当，只有在法院相关判决出来后以及受害人败诉无法负担判决要求时，法院才能依据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去执行受害人的财产，在日常生活中，法院对所有人的财产没有任何处分的权利，目的就是防止法院权力的滥用，所以法院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处分权。
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法院不是三角诈骗中所指的财产处分人，而是民事诉讼的裁判者；法院对争诉财产进行裁判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属于财产确权行为而不是财产处分行为 。
还有就是处分权的产生与错误认识的产生在先后顺序上有明显的不同 。通常处分权应该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前就该拥有或者同时拥有，但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处分权的出现反而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后，这是与诈骗罪有明显差异。
综合以上看出，法院在处分权上与诈骗罪有着明显不同。
2、诉讼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
通过诉讼诈骗行为不难看出，该行为不仅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受害人的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是一个复杂体，与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单一客体明显不同（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只是受害人的财产权）。我们再分析一下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该罪的犯罪构成的客体同样是复杂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受害人的财产权，在这点上与诉讼诈骗行为相似，既然刑法专门为合同诈骗行为设置罪名，以区别与普通诈骗罪，那么诉讼诈骗行为也应当设有专门的罪名。
3、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受骗者
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在以形式真实主义为前提的民事诉讼制度下，法院认识到当事人的主张虚假时，也必须受此拘束而做出一定的判决 。也就是说，法院不一定就是受骗人，另外，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看，法官在日常审判过程中，是依据证据而进行的，这也是法官的职责之所在，虽然诉讼诈骗行为人通过多种骗术欺骗法官，但法官不一定就是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实面目，他们在个人心目中对行为人的骗术是清楚的，只是工作职责要求他只能按照规定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法官是受骗人值得怀疑。这与诈骗罪中的受骗情形完全不一样，诉讼诈骗行为中法官是依据职责要求而非行为人骗术进行的审判活动，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求。
4、受害人心理状态不同
在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要么是自愿的交付自己的财物，要么是对自己的财物被骗走不知情。但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行为人通过骗术欺骗法院，并提起民事诉讼，法院此时会依据法定的程序传票通知受害人，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情况当然是知道的，也当然明白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以受害人肯定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避免财产受损；即使没办法最后被迫交出财产，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普通诈骗罪中，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要么是自愿要么是不知情，不管是直接诈骗还是间接诈骗、三角诈骗同样如此，这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的心理是明显不一样，为此，两者不能归为同一罪名。
二、诉讼诈骗与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害怕的心理状态—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一）、诉讼诈骗归于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两者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方面是一致的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迫他人交出财物，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都得是暴力手段，比如口头、书面，明示与暗示，以伤害相威胁，也可以用揭发、张扬隐私进行要挟，总之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达到了精神强制的效果，使其产生害怕的心理而非自愿交付财物即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公权力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就是属于特殊的要挟手段之一，只是这种方式比较少见而已。
2、两中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和主观心态是一致的
在敲诈勒索罪行为中，被害人交出财物时是被动、不情愿的，同样，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交出财物时的状态也是非自愿，是迫于法院的公权力不得已而为之。
在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对犯罪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以及自己权益被威胁、被要挟自始自终都是知道的，诉讼诈骗犯罪中受害人同样如此，如前面所述，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骗的是法院，至于受害人，它对犯罪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应当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无论是法院对诉讼标的的强制执行，还是被害人继续上诉而被迫接收财产保全、资产被查封冻结等措施，受害人都是被迫交付财物或者人身自由被限制等不利后果，着说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物，应该归于敲诈勒索罪。
3、侵犯的客体基本一致
敲诈勒索罪行为中只有受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该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既侵犯审判机关的权威、公信力，又包括受害人财物的所有权，两种犯罪行为相比较，敲诈勒索罪缺少对公权力威信的侵犯，这是否就能认定两者不一致呢？为此，我们先分析另一种犯罪行为，那就是诬告陷害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这与诉讼诈骗犯罪行为类似，犯罪构成的客体都是复杂体，但我们应该看到，诬告陷害罪在刑法中是第二百二十三条，是放在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而不是归于妨害司法罪中 ；这么做的原因是立法者认为，法院作为专门的司法机构，职能就是还原真相，扬正义，惩罪恶，在实际事务中，法院受骗的几率是很小的，即使法院受骗了，还可以通过二审、再审重新查明真相，相比之下，受害人的财物所有权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同理，诉讼诈骗行为也不能归于妨害司法罪中，而是应该归于财产类犯罪，这就与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构成一致了。
（二）、诉讼诈骗罪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诉讼诈骗行为人不存在威胁、要挟法院或受害人的情形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通常要么是直接威胁、要挟受害者本人，要么是威胁或者要挟与受害人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人（这种关系一般是亲戚关系），打个比方：一种情况是罪犯A直接威胁受害人B，称不给钱就将B的裸照放到网上，受害人B没办法乖乖给钱，这是最常见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另一种情况就是A威胁B，称不给钱就“帮他去幼儿园接女儿”，B没办法还是得乖乖给钱，这是最典型的三角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第一种情况中受害人B的隐私权受到威胁，第二种情况是受害人B的女儿的生命权受到威胁。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犯罪行为人没有直接威胁、要挟受害人，同时，犯罪行为人也没有威胁、要挟法院。
这里有人提出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行为是一种手段，就好像犯罪行为人去受害人家里偷出受害人的裸照，以此敲诈勒索受害人。本人觉得这样解释这两种手段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并不像偷出受害人的裸照，这没有威胁到受害人的另一项权益。
2、心理状态不一样
普通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向当事人表示敲诈之意，当事人因此会害怕权益被侵犯而产生被迫的心理状态，但诉讼诈骗犯行中，行为人肯定不会告诉法院他的真实目的，至于受害人，行为人一般也不会告诉，即使告诉了受害人，受害人也不会因此精神被强制，产生害怕被迫的心理状态，而应该是一种愤怒的心情，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与敲诈勒索罪是完全不一样的。
3、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的来源不同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是因为害怕受到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伤害、揭露自己的短处，或者是害怕犯罪行为人伤害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的权益，总之，精神受到强制的根源都是来自犯罪行为人；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不是源自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威慑，怕受到法院公权力机关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法院没有公权力，犯罪行为人再怎么欺骗法院，利用法院，这都与受害人是没有关系的，受害人也不会因此产生害怕的心理。
三、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罪行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其它罪行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诈骗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指出你院（山东检察院------作者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鲁检发字【2001】第1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刑法第280条第二款之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做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
（二）、诉讼诈骗行为区别于他罪名之分析
─对第68条的理解和修改建议
刘长兵*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海商法》对运输危险货物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68条两款的含义及其差别，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关键词】危险的 通知 知道 同意
对于海上运输的危险货物，国际海事组织(IMO)颁布了《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其中规定：“凡具有燃烧、爆炸、腐蚀、有毒放射性的或其它危险性质，在运输、装卸、保管过程中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船货损害的物质，均为危险货物”。这一规则对于危险货物的分类、特性、装运注意事项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已被国际航运界普遍遵守。我国从1982年10月1日起在国际航线上(包括港口装卸)开始执行这套规则，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对危险货物的处理和运输等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特别的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对危险货物国际运输方面(根据该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第四章不适用于国内货物运输)在第四章的第(二)、(三)节的作出了相关规定，第68条是专门的规定。
一、第68条第1款
第68条由两款组成。第1款规定：“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应当依照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并将其正式名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托运人未通知或者通知有误的，承运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情况需要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托运人对承运人因运输此类货物所受到的损害，应当负赔偿责任”。从本款可以看出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时有以下三项义务：(1)依照有关海上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2)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3)将危险品的名称和性质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对第(1) 项义务中“有关的海上运输的规定”，本法并不明确。这里的第(2)项义务实际上是为了引起所有从事货物处理的人(除承运人外还有港口、装卸公司等)的注意,相当于一种公示，比第(3)项中的通知的对象范围更广一些。对托运人来说，最关键的是第(3)项义务中对通知方面的特别要求：要采取书面形式，非书面的如口头通知等不行；内容是危险货物的正式名称和性质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的措施，要求完整而且真实。托运人只有严格遵循了通知的形式和内容才算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否则，承运人就可以在不限制时间(包括在危险发生前)，不限制地点(包括在运输途中)的情况下对货物进行处理：卸下、销毁等使之不能为害， 而不负赔偿责任(这里称之为处分货物特权)， 而且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可向托运人索赔。
第68条的制定参照了1992年生效的《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该公约与第1款相对应的规定即第13条中第2款规定托运人对“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的措施”在“必要”时才通知承运人(顺便应提及的是：把第13条第2款中包含“…if necessary…”的文句翻译成“…把货物的危险性质和必要时的预防措施告诉…”是不符合原意的)。本款规定了这项内容也要一起告知。相比承运人而言，托运人往往与具有这类货物的相关知识的生产商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规定由他把这种预防措施一起告诉承运人，是可行的；同时对于防止危害的发生也是必需而且重要的。还避免了有关"必要的"的认定所引起的纠纷。
从本款的条文本身来看，只要托运人违反第(3)项义务承运人就有处分货物特权，不问他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1)、(2)项义务。《汉堡规则》第13条没有规定托运人违反第(1)、(2)项义务时的责任，把它留给了各国国内法。《海商法》在这里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托运人由于违反了这两项义务而给从事货物处理的人造成损害，肯定是要负相应赔偿责任的。托运人还应该注意：如果由于他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时还使承运人之外第三方遭受损失，承运人最终也不负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由第三人自己承担而只能是由托运人赔偿。但有一点却值得承运人留意：本款中承运人享有这项特权还有一个限制即“根据情况需要”，也就是说即使托运人没有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承运人也不能随便处分货物；他必须在情况允许特别是在实际危险尚未发生时做到尽力维护托运人的利益。如果承运人恣意行使法律赋予他的这项权利就有可能被认定有过错而影响他与托运人之间事后的责任划分和索赔关系。
二、第2款的含义及其与第1款的区别
第2款规定：“承运人知道危险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仍然可以在该项货物对于船舶、人员或者其他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本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依此规定，承运人在已知道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情况下，仍然有处分货物特权。但相对第1款而言,承运人只能在该项货物对船舶、人员或其它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利，目的是消除已存在的危险和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而第1款中承运人的这项权利不以危险实际发生为条件，目的只是为了尽量避免危险的产生。另外，第1款中承运人自己的损失可以向托运人索赔，对第三方的损失承运人也最终不负责任，而在本款中依最后的但书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承运人可能承担自己的损失或赔偿第三方的损失(下文另有论述)。但承运人引用第1款的前提是“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与第2款相比，一般来说，这一前提意味着承运人在装运时不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且更谈不上同意装运(从客观上讲事故往往产生在装运后，如果承运人主观上知道而没有反对并接受了货物即为同意)。如果不符合这一前提即托运人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对承运人还是适用第2款，即使他没能履行第(1)、(2)项义务。这只是从逻辑上对条文本身作出的推论。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托运人已将货物的危险特性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告知承运人，而只是由于一时疏忽而未在货物本身上表示出来。这种情况下也允许承运人享有此项特权就未免显失公平了。但是如果即使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承运人实际上在当时又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时该适用哪一款呢？实务中产生纠纷往往是与承运人行使了这项处分货物特权并总是主张适用第1款有关。由于危险货物的运费比一般货物要高，不排除承运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接受货物而在事故发生后又主张自己当时不知道的情况。笔者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生搬硬用第1款字面上的规定，既损害了托运人的正当利益，又放纵了承运人的投机取巧的行为，这就破坏了承托双方之间在法律上的利益平衡。依此来看，第1款与第2款的真正区别应该不是托运人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而在于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所以第2款规定的“…承运人知道…”中的“知道”还应该包括“应该知道”，这样解释更符合本条的立法原意。当托运人未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如何推断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呢？对此可以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后采取的管货措施和他应该采取的管货措施的差别这一角度来分析：
①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中所描述的货物就是不适当的，则承运人应该知道货物的性质而未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来说就是有过错；
②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所描述的货物(例如原油)是适当的，对于实际载运的货物(例如处于丁烷状态的原油)也是适当的，那么承运人对货物的特性是知道的；
这两种情况下托运人可以主张适用第68条第2款。
③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中所描述的货物是适当的,但对于实际载运的货物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某一特定的货物引起的危险在程度上甚至种类上与承运人依据运输合同中对该货物的说明就会知道的那种危险竞大相径庭，此时就不能说承运人已经知道了货物的危险特性。
总之，如果依据承运人的种种行为不能合理地推断出承运人已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以及如果不能合理地推断合同中关于货物的说明足以使承运人采取非常的措施，那么就要适用第1款的规定。
实务中即使出现承托双方都不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的情况(如一堆废钢铁中有一枚炸弹)，托运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总的来看，托运人对承运人能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并能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承担着一种默示担保责任，而且是一种无过失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通知或通知有误，托运人都要承担责任，不管他及其代理有无过错。
第2款中最后一句(但书)规定“本款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其意思是当危险货物对船舶、人员或其它货物构成实际危险，船方采取一定措施，如果构成共同海损时，必须在各受益方之间进行分摊。共同海损的成立要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①船舶、货物和其它财产面临共同危险；就这一条而言，危险货物发生危险时要对船舶和其它货物或财产同时产生危险或有威胁，如果只是对其它货物有威胁或者只是危险货物本身受损而不影响船舶，就不满足此要件；②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意并且合理的；对于承运人在危险已发生时采取的措施，本款也没有第1款中的“根据情况需要”的限制。但判断情况紧急下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只能依当时的情况而论，而且不合理的措施所导致的可以不考虑分摊；③所作出的牺牲和费用是特别的；④采取的措施有效果。其实根据《海商法》第197条的规定也可以推出：不管托运人是否履行上述三项义务，只要承运人知道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托运人都有权要求进行共同海损分摊。因为承运人既然同意装运，他也得到相应的利益（如高运费），他应该预见到因此带来的风险并承担这种风险。但是，进行共同海损的分摊并不意味着分摊方最终要会承担责任。如果共同危险的发生是由于某一方的过失造成的，非过失方可以拒绝分摊或在分摊之后向过失方追偿。对托运人来说，只要他正确地履行了那三项义务，即使危险正是由于危险货物本身引起，也不能被认定他有这里所说的过失。实际上这里的但书也主要是强调非托运方所负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如果承运人有过错但又能免责时各受益方只能进行共同海损的最终分摊，而当其不能免责时他要承担自己的损失，非过失方可对承运人的分摊要求进行抗辩或在分摊后向承运人追偿。
三、涉及实际承运人时
本条没有提到实际承运人，但根据第四章第(二)节有关承运人的责任的规定，特别是第61条“本章对承运人的规定,适用实际承运人…”的条文中可以看出：当实际承运人从事危险货物运输时：(1)如果承运人已得到托运人的正确通知但没有将此转达实际承运人或转达有误，此时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等同于承运人。也就是说只要承运人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并同意装运，无论实际承运人是否也知情，对他都只能适用第68条第2款的规定。至于实际承运人因此遭受损失则在他与承运人之间进行解决；(2)如果承运人事实上不知道或不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应适用第1款的规定，一般来说对实际承运人也应该适用这一款。但托运人如果能举证证明实际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知道或应该知道其危险特性，则实际承运人的权利义务应适用第68条第2款而不是第1款的规定。
四、涉及租船运输时
在租船合同下，一般出租方都明确要求不准装运危险货物。如果承租方没有征得出租人同意而擅自装运危险货物，又分两种情况：(1)出租人作为承运人时可以适用第68条第1款的规定；(2)出租人作为实际承运人时根据上一段的分析而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当然合同有其它相反规定时，依其规定。
五、结束语
危险货物的海上运输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并带来复杂的纠纷，因此相关法律应尽可能地对此作出合理而全面的规定。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第68条虽然对危险货物的海上运输作出了规定，也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对第1款中“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有必要(至少是在司法解释中)作出明确的界定；条文中对承托双方并没有明确是否包括其代理人，而实务中代理现象相当普遍；对于托运人违反第(1)、(2)项义务时也没有作出相应的制裁规定以及缺乏对实际承运人的规定等等。《海商法》制订过程中参照了其他国家的法律和相关的国际公约，第68条的有的条文就来自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相关规定。这种博采众长的作法的确有必要，但是如果不注重被借鉴的条文用语的特有含义和其中的内在联系，有时就会适得其反。这是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受到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樱井玲二著、张既义译《汉堡规则的成立及条文解释》，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4
2．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3．William Tetley著、张永坚译《海上货物索赔》，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The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under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standing and revising suggestion for the No 68 clause
Liu Changbing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ssay explains the relating regulations of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 of two paragraphs under Article68 and based on the above some points for improving it have also been put forward .
Key words: dangerous notice know agree
* 上海海运学院国航系98级研究生
摘要
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利用法院的错误判决，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近些年，诉讼诈骗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严重扰乱了国家审判活动。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行为一直在讨论不休，其中以把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呼声最高，另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则建议将诉讼诈骗行为归于伪证罪等罪名。本文直接将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主流观点在犯罪构成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罪名的区别。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现行刑法典对诉讼诈骗行为没有配套的罪名，本人建议就诉讼诈骗行为设立相应的法律罪名。
【关键词】 诉讼诈骗 诈骗罪 敲诈勒索
一、诉讼诈骗的界定
在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部分学者称其为诉讼欺诈，那这两者者是否一致呢？本文先明确二者的区别。
诈骗是刑法界的通行解释，应当理解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在此我们看到，意图占有他人的非财产性利益或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行为应排除。欺诈，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存在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规定，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区别，欺诈的范围要比诈骗的范围更为宽泛。
二、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刑法理论界，部分刑法学者认为诉讼诈骗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
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符
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必须要包括以下几点：行为人须实施诈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骗者基于行为人的欺骗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这里的被骗者须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被骗者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根据上述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我们看到诉讼诈骗行为人利用伪证或虚构事实等骗术欺骗法院法官，法官因错误认识产生错误判断，继而做出错误判决，造成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诉讼诈骗行为人或者第三人获得非法利益。
根据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地位及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享有处分权，那么在整个案件中，法院既是受骗者又是财产处分者，虽然受骗人与受害人并非同一人，但诈骗犯罪构成中也没要求受骗人与受害人是同一人，它只是要求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诉讼诈骗与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都是吻合的，那么诉讼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二）诉讼诈骗行为不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1、法院没有财产处分权
何为处分权？刑法中的处分权并不限于民法中作为所有权的权能，如果是基于某种事实处于占有财物的场合，那么也拥有处分权，例如甲冒充是乙的委托人前往丙出取走乙存在丙处的财物，丙将财物交给甲时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并不拥有所有权，但甲的行为足已构成诈骗罪，所以丙对乙财物的保管占有也构成处分权职能要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骗人既没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也没有实际占有的情况，那么受骗人要想拥有处分权，一般得有法律上的处分权限，比如说受骗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代理、行纪或者是职务关系，在票据诈骗或者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罪犯行为人通过做假等手段欺骗银行，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储户的财物，犯罪过程与诉讼诈骗类似，但这类犯罪存在与诉讼诈骗明显有差异，在票据或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受害人与受骗人银行存在信任与委托关系，被害人把财产交付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代为履行保管和处分职责，双方会签署相应的协议，存在法律上的约定关系，故金融机构拥有对受害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这里可以看出，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如果没有相关权利作为前提，那么处分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在诉讼诈骗中，显然，法院对财物没有相关的所有权，对财物也不存在占有的情况，那么法院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保管、代理等法律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法院对受害人财产的处分权没有来源，那该处分权也不应该拥有。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应该用执行一词更切当，只有在法院相关判决出来后以及受害人败诉无法负担判决要求时，法院才能依据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去执行受害人的财产，在日常生活中，法院对所有人的财产没有任何处分的权利，目的就是防止法院权力的滥用，所以法院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处分权。
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法院不是三角诈骗中所指的财产处分人，而是民事诉讼的裁判者；法院对争诉财产进行裁判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属于财产确权行为而不是财产处分行为 。
还有就是处分权的产生与错误认识的产生在先后顺序上有明显的不同 。通常处分权应该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前就该拥有或者同时拥有，但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处分权的出现反而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后，这是与诈骗罪有明显差异。
综合以上看出，法院在处分权上与诈骗罪有着明显不同。
2、诉讼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
通过诉讼诈骗行为不难看出，该行为不仅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受害人的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是一个复杂体，与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单一客体明显不同（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只是受害人的财产权）。我们再分析一下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该罪的犯罪构成的客体同样是复杂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受害人的财产权，在这点上与诉讼诈骗行为相似，既然刑法专门为合同诈骗行为设置罪名，以区别与普通诈骗罪，那么诉讼诈骗行为也应当设有专门的罪名。
3、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受骗者
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在以形式真实主义为前提的民事诉讼制度下，法院认识到当事人的主张虚假时，也必须受此拘束而做出一定的判决 。也就是说，法院不一定就是受骗人，另外，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看，法官在日常审判过程中，是依据证据而进行的，这也是法官的职责之所在，虽然诉讼诈骗行为人通过多种骗术欺骗法官，但法官不一定就是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实面目，他们在个人心目中对行为人的骗术是清楚的，只是工作职责要求他只能按照规定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法官是受骗人值得怀疑。这与诈骗罪中的受骗情形完全不一样，诉讼诈骗行为中法官是依据职责要求而非行为人骗术进行的审判活动，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求。
4、受害人心理状态不同
在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要么是自愿的交付自己的财物，要么是对自己的财物被骗走不知情。但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行为人通过骗术欺骗法院，并提起民事诉讼，法院此时会依据法定的程序传票通知受害人，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情况当然是知道的，也当然明白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以受害人肯定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避免财产受损；即使没办法最后被迫交出财产，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普通诈骗罪中，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要么是自愿要么是不知情，不管是直接诈骗还是间接诈骗、三角诈骗同样如此，这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的心理是明显不一样，为此，两者不能归为同一罪名。
二、诉讼诈骗与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害怕的心理状态—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一）、诉讼诈骗归于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两者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方面是一致的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迫他人交出财物，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都得是暴力手段，比如口头、书面，明示与暗示，以伤害相威胁，也可以用揭发、张扬隐私进行要挟，总之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达到了精神强制的效果，使其产生害怕的心理而非自愿交付财物即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公权力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就是属于特殊的要挟手段之一，只是这种方式比较少见而已。
2、两中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和主观心态是一致的
在敲诈勒索罪行为中，被害人交出财物时是被动、不情愿的，同样，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交出财物时的状态也是非自愿，是迫于法院的公权力不得已而为之。
在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对犯罪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以及自己权益被威胁、被要挟自始自终都是知道的，诉讼诈骗犯罪中受害人同样如此，如前面所述，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骗的是法院，至于受害人，它对犯罪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应当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无论是法院对诉讼标的的强制执行，还是被害人继续上诉而被迫接收财产保全、资产被查封冻结等措施，受害人都是被迫交付财物或者人身自由被限制等不利后果，着说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物，应该归于敲诈勒索罪。
3、侵犯的客体基本一致
敲诈勒索罪行为中只有受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该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既侵犯审判机关的权威、公信力，又包括受害人财物的所有权，两种犯罪行为相比较，敲诈勒索罪缺少对公权力威信的侵犯，这是否就能认定两者不一致呢？为此，我们先分析另一种犯罪行为，那就是诬告陷害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这与诉讼诈骗犯罪行为类似，犯罪构成的客体都是复杂体，但我们应该看到，诬告陷害罪在刑法中是第二百二十三条，是放在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而不是归于妨害司法罪中 ；这么做的原因是立法者认为，法院作为专门的司法机构，职能就是还原真相，扬正义，惩罪恶，在实际事务中，法院受骗的几率是很小的，即使法院受骗了，还可以通过二审、再审重新查明真相，相比之下，受害人的财物所有权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同理，诉讼诈骗行为也不能归于妨害司法罪中，而是应该归于财产类犯罪，这就与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构成一致了。
（二）、诉讼诈骗罪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诉讼诈骗行为人不存在威胁、要挟法院或受害人的情形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通常要么是直接威胁、要挟受害者本人，要么是威胁或者要挟与受害人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人（这种关系一般是亲戚关系），打个比方：一种情况是罪犯A直接威胁受害人B，称不给钱就将B的裸照放到网上，受害人B没办法乖乖给钱，这是最常见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另一种情况就是A威胁B，称不给钱就“帮他去幼儿园接女儿”，B没办法还是得乖乖给钱，这是最典型的三角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第一种情况中受害人B的隐私权受到威胁，第二种情况是受害人B的女儿的生命权受到威胁。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犯罪行为人没有直接威胁、要挟受害人，同时，犯罪行为人也没有威胁、要挟法院。
这里有人提出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行为是一种手段，就好像犯罪行为人去受害人家里偷出受害人的裸照，以此敲诈勒索受害人。本人觉得这样解释这两种手段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并不像偷出受害人的裸照，这没有威胁到受害人的另一项权益。
2、心理状态不一样
普通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向当事人表示敲诈之意，当事人因此会害怕权益被侵犯而产生被迫的心理状态，但诉讼诈骗犯行中，行为人肯定不会告诉法院他的真实目的，至于受害人，行为人一般也不会告诉，即使告诉了受害人，受害人也不会因此精神被强制，产生害怕被迫的心理状态，而应该是一种愤怒的心情，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与敲诈勒索罪是完全不一样的。
3、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的来源不同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是因为害怕受到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伤害、揭露自己的短处，或者是害怕犯罪行为人伤害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的权益，总之，精神受到强制的根源都是来自犯罪行为人；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不是源自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威慑，怕受到法院公权力机关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法院没有公权力，犯罪行为人再怎么欺骗法院，利用法院，这都与受害人是没有关系的，受害人也不会因此产生害怕的心理。
三、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罪行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其它罪行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诈骗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指出你院（山东检察院------作者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鲁检发字【2001】第1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刑法第280条第二款之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做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
（二）、诉讼诈骗行为区别于他罪名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