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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行为人的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情况，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究竟是想象竞合犯还是法条竞合犯，一直是审判工作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由于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存在诸多相似，较易混淆，我国刑法对此又没有明文规定，能否正确区分二者直接关系到对犯罪人正确定罪量刑，实现罪责相适应，保障犯罪人人权，维护司法尊严。当今刑法理论界对此也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笔者力图通过对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剖析，以期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遇到此类问题时有所裨益。
一、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本质
（一）想象竞合
想象竞合犯，也称想象的数罪、观念的竞合、一行为数法，是指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况。对于想象竞合的本质，学界存在“实质一罪说”、“实质数罪说”、“折衷说”、“法条竞合说”等多种学说。
（1）实质一罪说。该说认为“想象数罪只是形式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构成数个罪名，但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故其并非真正的数罪，而只是想象的数罪，实则为一罪。”
（2）实质数罪说。该说认为“想象数罪虽是一个犯罪行为，但兼有数个犯罪行为的性质，所以对想象数罪与其他数罪一样进行数罪并罚。行为人出于一个或数个罪过，虽然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却造成了数个危害结果，触犯了数个罪名，就其犯罪构成要件而言，除行为仅有一个以外，其余的几个要件都与实质数罪的构成要件相符。而这一危害行为的实施与数个犯罪结果的发生都有因果关系，是数个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若将这一危害行为与数个危害结果的发生分别联系起来，就能分别构成几个犯罪，所以想象竞合犯的一个危害行为，事实上产生了重复交叉的作用。因此，想象竞合犯已满足数个犯罪构成，其本质是数罪而非一罪。”《瑞士刑法典》第68条规定“行为或数行为触犯数自由刑之罪者，从一罪处断，并适当加重刑期。”
（3）折衷说。该说认为“想象竞合犯的本质就在于，它既不是实质的一罪，也不是实质的数罪；或者想象竞合犯的本质是不完整的数罪，或称‘特别的数罪’”。想象竞合犯符合数个犯罪构成，属于数罪，但是只有一个行为，处理上应与一般数罪有所区别。[1]
（4）法条竞合说。此说基于“行为之数须与犯罪之数一致”的观点，认为“一个行为不可能构成数个犯罪，故想象竞合犯只能是数罪名的竞合，即法条竞合。”李斯特说“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时，非数罪竞合，而为数个刑罚法之竞合即法规竞合，而非犯罪竞合。”[2]
通过对上述几种观点的比较甄别，笔者将想象竞合犯的实质归纳为：想象竞合虽然是出于一个犯意，实施了一个行为，却触犯数个罪名，且这些罪名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全面评价该行为，故明显区别于一罪，应为数罪的一种形态。另外，想象竞合犯只是在形式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由于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也就是说数个犯罪构成共用部分要件，与数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数罪相比是不完整的，故根据对一行为不得进行重复评价的原则，想象竞合犯只是“想象”的数罪，是数罪的理论形态之一，是处断的一罪。
（二）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从数个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的一个法条，当然排除适用其他法条的情况。现实社会中的犯罪现象千姿百态，错综复杂的犯罪现象，反映在刑事立法上便是错综复杂的规定。在刑法上，此一法条规定的犯罪可能是另一法条规定的犯罪的一部分，或者此一法条规定的犯罪的一部分可能是另一法条规定的犯罪的一部分。
（1）从事实上看，法条竞合表现为以下六种情况：①因犯罪主体形成的法条竞合；②因犯罪对象形成的法条竞合；③因犯罪目的形成的法条竞合；④因犯罪手段形成的法条竞合；⑤因危害结果形成的法条竞合；⑥同时因手段、对象等形成的法条竞合。
（2）从法律上看，法条竞合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①一个行为同时符合相异法律之间的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相异法律”指仅从形式上而言不是一个法律文件，但实质上都是刑法。随着新刑法的公布与施行，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但不排斥将来会存在。）②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
二、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异同
通过对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①两者的行为人都只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②一个行为都触犯了数个法条（罪名）；③对于这一行为最终都只能按照一罪来处罚，适用一个法条。正因为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法条竞合犯各罪之间为交叉重合关系时更令人难以理解，所以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本质差别就在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犯罪构成是否具有重合关系，并因此得以从若干犯罪构成中选择一个能够恰当、全面评价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其次，将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并列于罪数形态进行研究时亦有显著区别。想象竞合犯是特殊的数罪而与一罪相区别，而法条竞合系“同一犯罪行为，而触犯数法律时，仅适用一法律而排斥他法律，其罪之本身为单纯之一罪”。[3]再次，“想象竞合犯中规定不同种罪名的数个法条之间发生关联，是以行为人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为前提或中介”[4]，此法条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于法律制定时难以预见；而法条竞合犯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某些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具有重合关系的现实状态的必然结果，于法律制定时即可预见，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研究已不难认识，从一定程度上讲，数法条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否无关。再次，两者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想象竞合犯是一种罪数形态，故想象竞合犯理论主要是解决犯罪行为触犯几个罪名，如何处罚的问题；而法条竞合犯主要是法律的适用问题，代表了法条间的关系，是在法条之间因有错综复杂的重合关系而导致均能对一行为进行评价时，如何选择一个最恰当、最全面的罪名的问题。最后，从处罚原则上讲，对想象竞合犯采取的是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而对于法条竞合犯，则根据各法条之间竞合关系不同，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全部法优于部分法、复杂法优于简单法等原则，并不一定导致适用重法，也就是选用最恰当的罪名处断。
三、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处理方法
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是两类成因、性质均有区别的犯罪形态，且适用原则亦各不相同。故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想象竞合犯，按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中的一个重罪论处，而不以数罪论处。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肯定了这一处理原则。例如，刑法第329条第1款规定了抢夺、窃取档案罪，第2款规定了擅自出卖、转让档案罪，第3款又接着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饿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轻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窃取的档案是国家秘密，则同时触犯了窃取档案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法第282条）；如果擅自出卖、转让的档案是国家秘密，则同时触犯了擅自出卖档案罪与泄露国家秘密罪（刑法第398条）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刑法第111条）。在这种情况下，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处罚。而对于法条竞合，处理原则有以下两种：①一个行为同时符合相异法律之间的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时，应严格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论处。②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同一法律的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规定的犯罪构成时，应依具体情况与法律规定，分别适用普通法优于特别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

【注释】
[1]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2]转引自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3]翁国梁著：《中国刑法总论》，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版，第189页。
[4]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论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绿色壁垒问题

孟昭明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 国定路777号 200433）

摘要: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绿色壁垒作为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新形式为广大发达国家所利用,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提出了挑战。本文首先分析绿色壁垒的成因、特点及表现形式，接着指出了WTO中涉及到绿色壁垒问题的相关规定，最后指出我国面对绿色壁垒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绿色壁垒 贸易保护 WTO规则

在国际市场行走的中国企业，有一个共同感觉：中国产品出口，面对两道必须突破的关隘，一是“反倾销”，一是“绿色壁垒”。从发展形势看，“绿色壁垒”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制约已经远远超过“反倾销”，成为国货走出国门的最大阻力，对更多准备 “走出去”的企业而言，突破这道关隘，首先必须对绿色壁垒有着充分的认识。那么什么是绿色壁垒呢？ 所谓绿色壁垒（Green Barriers，简称GBs），也称为环境贸易壁垒（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s，简称ETBs），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绿色壁垒通常是进出口国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而设置的各种保护措施、法规和标准等，也是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 它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以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蓄意制定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不能接受的环保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从而达到贸易保护目的而设置的贸易壁垒。　　
目前，国际上经常使用的绿色壁垒主要有：第一，“绿色关税”，又称环境进口附加税，是指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对某些进口产品除征收一般关税外，再加征环境税。第二，“绿色技术标准”，以保护环境的名义，通过立法手段制定苛刻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进口。第三，“绿色检疫”，某些国家制定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对商品中农药残留量、放射性物质残留量、重金属含量等要求十分严格，限制或禁止外国产品的进口[1] 。第四，强制性措施，一般是以进口产品的生产制造环境、方法、过程等不符合本国环境要求为理由，强行禁止某些产品进口。第五，环境贸易制裁，即一国以另一国违反国际环境条约为理由采取的强制性进口限制措施。第六，环境许可证制度、环境配额等其他形式。其限制的又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如初级产品、粗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客观上保护了发达国家利益，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增加了难度。
　　WTO建立了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轮谈判，WTO成员的关税被大幅度削减，传统的配额、许可证等数量限制手段也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越来越采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新兴的非关税壁垒，对本国的产业进行保护。其中，以环保标准为内容的绿色壁垒更是渐受瞩目[2] 。本文将从绿色壁垒的成因和特点出发，对其进行分析。

一、绿色壁垒的成因
　　绿色壁垒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和环保运动结合的产物，其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一）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选择引发了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绿色壁垒产生的思想根源。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工业化带来的酸雨、荒漠化、气候变暖等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人类逐步认识到,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使人、自然、社会重新结合成有机和谐的统一体。于是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关于环境和贸易的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限制和约束国际贸易的合法的壁垒,绿色壁垒正是顺应国际贸易生态化的潮流而产生的。
　　（二）人们消费观念的更新，对绿色产品需求的扩大，是绿色壁垒形成的内在原因。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对各种绿色食品、生态能源、无污染产品等绿色消费的比例不断增加。与这种变化相一致，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绿色环保组织，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贸易谈判中更注重环境问题，他们经常采取激烈措施向WTO、IMF等国际经济组织施压，要求制定全球统一的人道的绿色的贸易规则。在欧洲一些国家，代表环保组织的绿党开始执政，制定了较高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措施，形成了各种绿色贸易壁垒。1999年西雅图举行的WTO部长会议由于包括环保组织的各种“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的抵制无果而终，反映了环境标准进入多边贸易体制以不可避免。因此，在多哈举行的WTO部长理事会经过谈判达成一致，同意启动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
　　（三）各国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国家利益的差异，是绿色壁垒产生的客观原因。尽管人们都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在如何实现上却不尽相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技术水平较高，其环保要求和标准也较高。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和技术上的限制，根本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要求，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绿色壁垒。加上由于世界商品种类繁多，生产过程和标准五花八门，制定同意的全球环保标准难度极大，各国纷纷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制定各自的环保标准，导致绿色认证和执行体系千差万别，间接对他国产品造成了歧视，形成了新的绿色壁垒。
（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WTO规则体系的漏洞，是绿色壁垒产生的根本原因。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失业压力增加、优势产业空心化等影响，使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力倡导自由贸易理论，在WTO框架内，打开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统一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严格执法程序，为其具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和知识经济提供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不具优势的领域，采取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针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他们经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征收高额的税收，削减其竞争的价格优势。在市场准入方面，他们高筑环境和技术壁垒，大力提倡绿色贸易，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设置不能达到的标准。由于WTO有关绿色贸易的条款，主要散见于GATT规则第20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协定》、《农产品贸易协定》、《补贴与反补贴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等规则中 ，而且规定比较模糊，使争端常常无法可依，许多案件依靠专家组的解释，这些法律的漏洞使绿色壁垒大行其道。

二 、绿色壁垒的特点　　
虚假性 绿色贸易壁垒一般都打着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幌子，貌似合理，实则是限制进口的不合理的制造贸易障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不平衡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已呈现极大的不平衡性。而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其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提出过高标准，把发展的不平衡导入国际贸易领域，引致更多的不平衡。发达国家甚至提出远高于国内标准的标准，搞双重标准，这更加剧了不平衡性。
广泛性 绿色保护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资源环境与人类健康有关商品的生产、销售方面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对那些需要达到一定安全、卫生、防污等标准的工业制成品亦提出过高要求。这些绿色保护措施，还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具体实施时容易受发达国家的刁难和抵制。对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涉及面就更大更深。
坚固性 绿色贸易壁垒抓住人们高消费时关注生态环境的心理，根据本国市场和消费者的情况超高标准制定，先人为主，制造进口品的消费障碍，具有坚固的限制进口的堡垒作用。
隐蔽性 种种绿色贸易壁垒借环境保护之名，隐蔽于具体的贸易法规规定、国际公约的执行过程之中，使出口方往往难以预见具体的内容及其变化，难以适从。
较强的技术性 即对产品的生产、使用、消费和处理过程的鉴定都包括较多的技术性成分。
较大的灵活性 由于各国的环保标准不统一，可选择的余地大。
一定的歧视性 有些国家往往根据自身与其他各国的具体贸易状况采取不同的手段使国民待遇原则受到扭曲。
影响的严重性 绿色壁垒一旦生效，其效应较之关税壁垒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种措施容易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多个国家，产生连锁反应。
争议性大 由于涉及面广，标准又不统一，隐蔽性与合法性相互交织，往往容易产生分歧，难以协调。
三、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
绿色贸易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包装与标签要求、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目前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主要有环境标志、生态（或绿色）包装、环境技术标准以及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或区域性环境保护公约。目前国际社会已制定了150多个环境与资源保护公约。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
2、国别环保法规。国别环保法规是指主要发达国家在空气污染防治、废弃物污染防治、化学品管理、农药管理、自然资源和动植物保护等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涉及许多产品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如食品农药残留标准、纺织品环境标准等。
3、绿色标志制度。绿色环境标志是一种由专门机构颁发的证明产品达到环境标准的一种图形标志。标志获得者可以把标志印在或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表示该产品不仅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使用后处理的各个环节都符合环保要求。
4、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是指能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用后易于回收再生或再利用，易于自然分解，不污染环境的包装，如可再生回收再循环包装、多功能包装、以纸代塑包装等。
5、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卫生检疫是指对进口产品是否符合安全卫生标准进行的检测。重点是对涉及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农药残留量、放射性残留量、重金属含量等进行的检测。如美国的《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公共卫生服务法》；日本的《食品卫生法》、《植物防疫法》等都对强制性检验检疫提出了具体要求。

四、绿色壁垒在WTO中的法律依据
　　WTO关于绿色壁垒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协议中：
1、绿色壁垒在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被《关贸总协定1994》所代替）。《关贸总协定1994》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规定：“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一下措施：……(b) 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g) 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结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3] 该条款赋予各成员以“环保例外权”，即各成员有权以“保障人民、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为理由而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这正是绿色壁垒存在的依据。
　　2、《补贴与反补贴协议》（SCM）。该协议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和内容，把补贴分为禁止性的、可申诉的和不可申诉的补贴等三类，其中“按新的环保要求，促进设备改造，而对企业负担给予的资助”为不可申诉的补贴，这为绿色补贴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是，一些进口国经常以绿色补贴引起了受补贴产品的价格扭曲、损害本国产业为由，按照本国的《反补贴法》征收反补贴税。由于WTO没有详细规定哪些绿色补贴合法，很容易产生贸易冲突。美国就曾以环境补贴为由对巴西的人造胶鞋和加拿大的速冻牛肉提出了反补贴申诉
3、《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该协议规定各国有关卫生和动植物检疫领域的法律法规、检验方法及检疫措施，要符合WTO的非歧视待遇和透明度原则，以国际标准为基础。但是，该协议也引入了“预防原则”，既在找不到“科学依据”时，可以临时性地采取更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这就为一些国家设立复杂苛刻的绿色检疫壁垒大开方便之门。在“欧共体-有关肉类和肉类制品（荷尔蒙）的措施”[4] 一案中，欧共体曾以在牛饲料中添加激素会危害人体健康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牛肉，美国认为欧共体决定没有科学依据，将争端诉诸WTO，结果欧共体败诉[5] 。
　　4、《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该协议规定各国在采取技术措施时，要体现非歧视和透明度的原则，尽量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进行必要的协调，对贸易影响最小。同时，也允许任何成员方采取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必要技术措施，可以与国际标准不一致。于是，发达国家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的高技术标准，对技术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歧视。英国食品标准机构就以发现酱油中有致癌物质为由，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泰国等地的酱油。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对药品规定了不同的技术要求，外国药品进口必须经所有成员国检验，漫长的过程加重了进口负担，削减了竞争力。
绿色壁垒从根本上违反了WTO基本原则。一是高标准的环境标准、环境成本内化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丧失比较优势，WTO自由贸易的目标失去了根基；二是复杂苛刻的环保要求，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造成事实上的歧视，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三是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历史上破坏环境的成本，既不合理，也不符合WTO公平贸易的原则；四是发达国家统一实施环保标准，WTO主张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与特殊待遇无法体现。另外，由于国际上缺乏有效机制裁定与环境有关的贸易争端，发达国家就采用国内的一整套环境法规监管国际贸易，单边措施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对WTO的多边体制提出了挑战。

五、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由于深切体会到环境破坏的影响，中国已经高度认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是，发达国家将环境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作为新的贸易壁垒的做法，对我国构成了严峻挑战。我国的出口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出口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高能耗、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是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如果采取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符合环境要求的产品及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必将提高产品的成本，最终影响我国的出口。
　　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消极回避和强烈抵制都是不可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求将金融服务、投资及知识产权等涉及其重大利益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尽管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但是到乌拉圭回合结束，这些问题都成为WTO协议的一部分，可见国际经济关系北强南弱的格局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微弱的。西雅图谈判以来，与环境有关的贸易问题的谈判将不可避免，我们应当未雨稠缪，积极准备，主动介入，在WTO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