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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的社会控制理论解释/吴玉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19:12:35  浏览:9337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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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控制和社会化

  欲加强对少年犯罪问题的社会控制,则必须首先明确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化这两个概念,以便把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结合起来,进而运用于对少年犯罪的预防方面。

  (一)社会控制理论简述

  1.什么是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是近代一种侧重于研究青少年罪行的犯罪学理论。该理论主要整合自特拉维斯•赫西的“社会联系理论”及华伦•C•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是解释人为什么不犯罪的一种理论,同时也是实用主义犯罪学三大理论之一。

  所谓“社会联系理论”,是赫西在1969年最先提出的,他认为,人与动物的行为无异,都具有犯罪的倾向,因此,人需要“社会键”来减少犯罪的倾向。具体而言,“社会键”可分为四种:

  (1)依附:即个人对父母、朋辈及学校的联系。当个人对这些方面的依附程度较高时,就会受彼此共有的规范所约束,他们犯罪的机会便较少。

  (2)奉献:即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愿意对事情所做出的承担及努力。当个人的奉献程度较高时,他们犯罪的机会便较少,因为他们已考虑到某些行为所引起的代价。

  (3)参与:即个人对非违法行为在精力、时间等方面的投入。当个人投入于非违法行为的时间较多时,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感知诱惑,也就会较少地去考虑和从事犯罪活动。

  (4)信念:即社会公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及道德标准。健全信念,能强化个人的自我控制力,并减少犯罪的机会。

  所谓“遏制理论”,是雷克利斯在1961年最先提出的,他认为,个人及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吸引力,会将人推向或拉向罪案。因此,需要加强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依靠社会控制来遏止个人的犯罪倾向。具体而言,内外在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可分为以下四种:

  首先是内在和外在的两种吸引力:内在的吸引力包括内在推力,如一切愤怒、冲动及忧虑等负面情绪的内在推力,这些内在推力会使人失去理智及判断是非的能力。外在的吸引力包括歧视、贫穷及失业等外在推力,以及负面的朋辈影响、社会风气等的外在拉力。

  第三是内在控制力:内在自我控制包括自我形象、个人奋斗目标、不利环境的容忍程度及规范的内化。当以上项目的程度较高时,便可以有效阻止个人犯罪。

  第四是外在控制力:外在控制主要体现为社会的规范和法律。完善的外在控制,能对个人设定一种限制。

  综合上述“社会控制理论”和“遏制理论”这两种观点,笔者认为,社会控制理论,是通过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并加以综合应用,从而对社会公众加以规范和限定,使之远离犯罪实施的一种理论。

  2.为什么要运用社会控制理论

  当今,对于少年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社会大众往往以年龄为标准,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进行评判,特别是在当前网络空前发达的大环境中,一些网络媒体为了追求其点击率和对受众眼球的吸引力,往往以点带面、肆意夸大,将少年当中发生的个别现象当做群体普遍现象加以扭曲报道及解读。 由于当前网络的匿名性,人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也比较趋向于快餐化、娱乐化和偏激化,可以说是感性判断远远大于理性分析,如此不正常的言论甚至在一些时候形成了惯性,导致即使出现的是假新闻,同样会在网上流行和达到盛传的程度。

  由于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当今少年正在受到远比他们前辈当年更多的关注和评论,如果采用纯感性的评价体系对于少年的行为进行评判,并且采取某些手段和措施进行干预,往往得到与实施者愿望相背的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一套相对理性和可靠的理论,以便对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环境、发生诱因、发生途径和过程以及如何预防,进行全程的解释和指导。显然,社会控制理论经历了时间和学术讨论的考验,可以被运用在对少年犯罪的研究和管控的各个方面。

  3.社会控制理论对我们的帮助

  笔者认为,社会控制理论对于我们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向我们揭示了犯罪是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是可以被限制和约束的。社会控制理论否认了绝对完美和天生犯罪人的存在,有助于将所有人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进行看待和研究。

  二是理性分析提出了一种较为合理的犯罪控制方式,根据该理论,犯罪的起因不再仅仅是个体的“一念之差”,而是社会、学校、家庭等环境与个体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 “解铃还须系铃人”,社会控制理论把这些原因都考虑到了犯罪控制的范围之内,扩展了研究视野。

  (二)心理学上的社会化

  1.什么是社会化

  社会化不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特定概念,其内容是极其广泛和丰富的,人们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社会化的内容,例如政治社会化、民族社会化、法律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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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加强代理行收购资金管理的通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加强代理行收购资金管理的通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各计划单列市分行: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行的开发扶贫信贷业务划转到农业银行的工作正在进行。在业务划转过程中,随着一些地方信贷组的撤销,业务代理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为加强对代理行收购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加强代理行收购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的认识。尽管目前我行代理业务量占全部业务量很小,但涉及面很广,而且大多数分布在老少边贫地区,政策性强。做好这些地方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特别是按照封闭运行的要求,把总行的各项政策措施贯彻下去,认真
落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各级行要充分认识在业务划转期间加强收购资金管理、加强对代理行监督检查的重要性,要把此项工作作为实现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的一件重要工作来抓。
二、国定贫困县信贷组撤销后,原由信贷组负责管理的粮棉油收购、储备、调销贷款,凡能够由地(市)分行或邻近支行办理的,一律由地(市)分行或邻近支行办理;确实无法办理的,委托当地其他金融机构代理。各有关地(市)分行要指定人员,专门负责信贷组业务的划转工作,加强业
务划转期间收购资金的管理,绝对不能出现管理上的“真空”。
三、加强农副产品贷款计划管理。在没有设立农发行营业机构而实行业务代理制的县(市),其农副产品贷款需求测算、计划编报及安排,纳入委托行信贷计划管理范围,统一测算、统一编报、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并承担全部信贷计划组织实施及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责任。
四、切实做好贷款的发放和收贷工作。凡未设立农发行营业机构而实行业务代理制的县(市),各有关地(市)行要对每个县(市)至少委派一名信贷人员,专门负责与代理行的联系,配合代理行加强对开户企业账户的管理,搞好收购资金需求预测,监督代理行严格按照“收多少粮,给多少
贷款;销多少粮,还多少贷款”的原则供应和收回贷款,保证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
五、加强对代理行代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各有关地(市)分行的计划、信贷、财会工作人员要经常深入代理行,检查指导代理业务的开展情况,保证农发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凡是由于地(市)分行管理不力、措施不当,导致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的,要追究地(市)分行领导的责
任。



1998年5月19日
[摘要]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法律已覆盖社会的多个方面,并快速发展。法律正在扩张,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的直接体现。然而在当今法律扩张的时代下,法律更多所体现的是在其数量上的具体适用而不是对法治精神的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也多是从对法律工具意义上的理解,这些都不是中国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价值的视角来冷静的思考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所应当怎样充分体现真正价值以促进法治建设。
 
[关键词] 法治 法律扩张 法律的价值   


一、法律扩张的时代背景及所面临的问题所在
  
中国致力于法治建设数十年,于如今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诸多法律已覆盖社会政治、经济等相关方面并不断发展扩张。法治进程依然坚定前行,各项法律从制定到实施不断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发展已然进入到一个法律扩张的时代下。法律扩张是应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经之途,同时也是国家法治建设成果的积极反应。法律扩张主要表现在有形和无形的两个方面。有形的法律扩张指法律不断地被制定和实施,同时随法治进程之坚定前行,法律在数量上依然会呈现向上发展的态势。无形的法律扩张指法律意识在社会中的不断传播,即“依法而有所为,依法而有所不为”的意识逐渐在社会中扩展和深化。
  
然而,我们必须直面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处在发展而非完善的事实。冷静的思考我们所处之法律扩张的时代,不难发现这个时代下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其一,即有形的法律扩张下,法律被多数体现在数量上而非体现在质量上。其二,即无形的法律扩张下,法律更多的被体现在“用”上而非法律及其价值本身。  

(一)有形的法律扩张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法治建设之初,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法被真正的亟需。法律首先在创制数量上和施行速度上被要求,以期及时填补法律在社会中的空白,确保有法可依。这种思维和模式于当下依然在延续,然而“法治之法”并非仅仅只需要数量上的法律。而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数量上的法律已经并非建设上的主要追求。当今中国法律上的主要追求应当是在契合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实质精神上,即中国特色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或许是原有机制的惯性,我国目前多数的法律仍然是体现在以数量来弥补具体适用上的空白而非体现在“法治之法”的本质精神上。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现有法律难以较为持续的适应中国实际需求的变化和发展,而不得不重新出台新一轮的适用性法律以适应需要。同时当一旦出现新的变化而短期适用性法律又难以适应时,新的一轮循环又不得不紧迫开始。如此难以体现“法治之法”的本质精神而仅追求数量上之法律的循环往复,最终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中国法治的停滞。  

(二)无形的法律扩张所存在的问题   

社会中常会出现诸如以下舆论,如一旦当利用法律手段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预期解决利益上的纠纷时则呼法律无用或法律无能。又如一旦社会上出现某些问题则动辄强调法应加强或苛以重法。还如一旦当某些具体性而非普遍性问题不能被及时解决则要求此应立法,彼亦应立法。等等诸如以上相似舆论时常性的出现,笔者常会思考,难道我国现有体系内的法律真的就如此价值微微?诚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仍处于建设阶段而远未达至完善,一些方面存在着法律或法律相关制度不健全的现象,但是这些难道就是问题全部原因之所在吗?   

然而当笔者难以自我全面合理解释而反观产生如上法律意识的人其本身时,笔者豁然发现,是否产生如此法律意识的人其本身存在着一部分原因呢?法治建设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原有的价值观念相应的也需要随之出现转折性的重建。然而价值观念上的重建却难以像机制上重建那样迅速,滞后则必然出现。随改革开放的进展,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同时又对原本滞后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当人们无所适从时,随法治建设的深入,人们首先在对法治和法律适用上的作用价值注入了高度的期望。同时随之数量上的法律施行及扩张,更加偏离人们对法律应有价值的理解。然而这种数量上的法律诸如上文所述其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上对“法治之法”的价值上的缺失,因此其不能从根本上树立人们对法律完整的价值认识。而且法律本身亦有其局限性,当法律没有如期扩张到其本身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或扩张到其本身所不应到达的地方时,法律根本不能在这些地方发生良好的作用,甚至会发生反作用。如果对法律价值上的理解不完整即把法律仅仅局限在“用”上,而当这种意义上的“用”难以实现时,人们难免对法律抱以失望或无用的态度。
  
综上所述,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法律扩张中所存在的问题,其根源都是对“法治之法”应有价值的缺失。因此,探寻法律的价值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法律的内在和外在价值分析   

价值一词其本身就具有多元性,从不同的角度去探析会得出不同的解释。概括的说,价值就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能力、规定和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探讨某一事物是否具有价值,一方面是探讨这个事物相对其本身之外是否具有作用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探讨这个事物其独立的自身上的意义。事物相对上的意义就是其外在价值,事物自身上的意义就是事物的内在价值。   

就事物的外在价值一般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外在价值所依赖的是其所能实现某种目标作用上的意义。即如果另一事物能够更好的实现可欲的目标,那么该事物的价值就会下降,甚至会被替代而失去价值。其次,外在价值所依赖的是在其所能实现另一事物的目标上,所以外在价值的大小或有无是决定在依此事物去作用目标的人的主观选择上。再次,如果某一事物只具备外在价值,那么其重要性就不在来自于本身,因此我们在面对单纯具有外在价值的事物时,就不能在强调它的外在价值属性的同时说它的重要性还来自于其自身;即使有这样的判断,但是这将无法避免的成为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所以当我们讨论一个事物的价值时不能仅局限在此事物的外在价值上,完整的发现其价值必须同时寻找其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是事物价值的根本,与外在价值不同,拥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是可以主张其所能够实现的目标的;换言之,拥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并不妨碍它能够被视为服务于可欲目标的工具。但是外在价值的多少、大小,并不影响内在价值在证明该事物之重要性上所有的核心地位。也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要想强调某一事物的重要性时,如果它拥有内在价值,只需要成功说明该种价值,那么该事物的重要性就不可动摇,这种重要性并不因其外在价值而有所改变。内在价值是事物固有的、特定的和不依赖它物来证明自身意义上的存在。

  因此具体探讨法律的价值时,在关注法律的外在价值时还应发现其更为重要的内在价值。无论是依赖数量上的法律来弥补社会管理上的法律依据空缺,还是社会公民法律意识中对法律“用”的意义上的理解,其所体现的都是法律的外在价值。如果只关注法律的外在价值,那么其就沦为了简单的工具,它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了。然而,这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向是相背离的。   

法律所承载最为根本的不应是其工具意义上的利用价值,而应当是对法治在精神上的表达和贯彻,只有法律的内在价值才能真正体现“法治之法”的本质精神。法的内在价值是对法治的诠释,法治通过法来具体化到现实中的各个方面。法的内在价值是对民主的坚持,民主上所需要的各种诉求通过法来表达和维护。法的内在价值是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公民权益是法的来源,而法也不仅仅具有工具作用上的意义。法的内在价值是是法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法不因其在具体适用上的能或不能而有所改变,亦或可有可无。   

三、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实现其内在价值的途径   

法律扩张时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的关键又是对法律质量的提升,而法律质量的关键又在于对法律的内在价值的体现,因此必须充实我国法律的内在价值。   

首先,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当更多的体现其内在价值。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前,法律制定和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构架上的重要作用。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后,法律应当着重从体系内的根本价值上进行构建。这种价值所承载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内核精神,而不是政府管理手段上的作用意义。所以法律的制定应当从以数量上的具体适用为出发点上而转移到从质量上体现法律的内在价值为出发点上,进而使法律所承载的不仅是其规制手段上的意义,而同时更加充分的包涵法治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对法律的目的和具体内在价值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单纯的依法律机械的执行,更不因该将法律视作在具体政策上推行和管理手段上的工具。   

其次,应当赋予“普法”以新的内涵,同时扩大公民在法律制定中的参与权。传统意义上的普法主要是对法律教条式的宣传,其在作用仅仅是告诉人们什么该做、该怎样做和什么不该做。这种普法就是培养公民在法律意识上仅仅将法律的价值视为“用”,而令人们忽视了法律为什么“有用”的内在价值。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让公民认识到法律对于他们真正意义,进而坚实法治的基础。所以普法不仅仅当告诉公民法怎么用,而更应当告知法为什么这样用的原因即法律的内在价值。同时应当扩大公民在法律制定中的参与权,没有那种普法教育更能让公民在参与到具体的法律制定过程中更加深刻的理解法律内在价值和对他们真正的意义。   

最后,应当在明确法律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理解法律应有的界限。理论上法律的界限主要讨论的是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的内在价值是法律之所独立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其他事物的存在亦有其本身所特有的独立价值来决定。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都不能否认法律和道德各自存在的事实。既然二者各自的存在都是事实,则二者各自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决定着二者之间具有不同的意义范围,因此二者在理论上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同时,又不可否定二者之间在实际中存在或此或彼的联系,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隔离。同理,诸如习惯、政策、纪律等其他社会规范中也同样有其特有的内在价值和范围覆盖,各自间很难说就可以无碍的取代或必然的隔离。所以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应当有其扩张的必然界限,法律的内在价值决定法律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法律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法律的制定上,还是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上都应当在理解法律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明确法律的界限,而不能在法律的范围外事则躬求于法律。   

总之,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应当更加突出和明确法律的内在价值,将对法律数量上的追求提升到对法律质量上的追求,将公民的法律意识从仅仅对法律用的意义上之理解提升到法律对法治建设意义上的完整理解,以真正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作者简介]熊利民,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江苏济恒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研究方向: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律史学。联系方式:Email: xiongliminh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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